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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个体与“他者”的关系
“我经常问自己,我们的‘优质社会’究竟比那些‘野蛮人’好在哪儿?我越是了解他们的习俗,越是觉得我们真的没有权利蔑视他们。”这是19世纪80年代,后来有着“美国现代人类学之父”之称的弗朗茨·博厄斯在写给未婚妻玛丽的信里的一段话。
1883年,博厄斯拿着凑来的钱坐船来到了加拿大北部的巴芬岛,在这里待了15个月,目的是探究自然环境对因纽特人生活与迁移的影响。当他实地来到巴芬岛,才意识到,现实与自己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相去甚远,后者更多是纸上谈兵。当身处零下40多度的冰天雪地中,博厄斯学习到,唯一能够避免面部冻伤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当地向导随时看着自己的鼻子——当皮肤颜色出现异常时,第一时间发出警告。在这里,他懂得了,在严酷环境中,需要同伴的相互“关照”,才能安全抵达目的地。
正是这样的经验,让他有了信中的感慨,也对某些文化中心主义产生了警惕。并在此后的研究中指出,如果脱离个体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草率主观地给“文化”排序,那么所谓的研究早已背离科学的宗旨,成了塑造意识形态的工具。
这个故事被人类学家薛茗记录在了新书《77街的佛龛》的第一章中。18万字的这本新书不算厚,却有着好几条可以理解和阅读的脉络,比如既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类学本身发展的一种变迁和呈现,也可以看作是博物馆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但这两条线我更愿意看作是这本书的载体和肉身,肉身很美,可我更爱它的元神,即——140年过去了,人类学家们似乎仍在当年博厄斯留下的脉络中,努力探寻和反思着个体与“他者”的关系,努力找寻答案,努力扩大个体的心量,努力学会更加谦卑地认识自己。而我也愿意,把薛茗的新书,看成是百余年来,这样一种探索的问询与记录,其中遍布着复杂的思考。
“77街”指的是纽约上西区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南侧、靠近曼哈顿77街的人类学展厅,这里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也是薛茗现在工作的地方。薛茗在书中选取了“77街”几件对她来说有代表性或适合作为载体的物品去讲述它们的故事,用文字体现出它们的精神内涵,展现物背后的流动性。
“你从哪里来?你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这其中,对她来说最熟悉的当属第三章所描述的热贡唐卡的故事。2009年,薛茗第一次来到热贡进行田野工作,并在之后结识了女画师伦措,后来还将其一幅作品作为藏品带回了“77街”。在疫情期间,围绕这幅唐卡策划的展览也在“77街”悄然开幕,薛茗发现,不同的人在谈论这幅作品时,关注点完全不同。有人会关注勉唐画派在热贡的发展,有人会问画师在作画时会不会念咒,有人对矿石研磨出的颜料感兴趣,也有人关注的是伦措本人作为女性画师的独特身份,更多的人是感叹,自然历史博物馆还会展出唐卡。
仅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侧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每个人从自身出发看待事物的不同侧重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者?又如何在这样的探寻中找寻生命的奥义反过头来审视自我?在刚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薛茗曾引用高更的一幅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向自己的系主任解释自己选择人类学的初衷。她说,人类学研究就是通过了解“他者”来解决这些元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愈发感到这些问题的方向可能错了,或许应该是她笔下的这些被研究者应该反过来问人类学家——“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即便是一幅唐卡的产出,背后也交织着各种复杂的路径与问题,我们没办法只是把它看作一幅简单的商品。画唐卡需要安静和专注,伦措每天吃完早饭,就要坐到画布前一直画到日落,画10天休息一天。这是她在画院当学徒时养成的作息,如今自己带徒弟了也不曾更改。
“伦措的徒弟们总是很佩服,师父能够在画布前坐那么久,居然不觉得乏味。伦措说,当她去描画度母或观音的肖像时,她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那种喜悦,就好像是一个孩子看到了自己妈妈一样。她记得师父曾反复说,画佛是一种缘分,只有上辈子有功德的人才会转世成为唐卡画师。那些佛神形象,就好比一面镜子,能够映照出画师的品格——只有保持纯粹的心,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笔下的神佛才能庄严慈悲。”
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规律自律有节制的生活,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修行,和现代主流的生活节奏与方式背道而驰,而唯有此,才能积累下来一点点东西。“作为‘学徒’,我跟随他们一起体验河谷的四季更替,人生的跌宕起伏。大哥和嫂子、伦措,还有许多和他们一样的画师,都是我的师父。他们带我去理解一幅唐卡的价值,教会我习得一门‘手艺’的意义与责任。”
但另一方面,画师也必须要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当唐卡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神圣”的宗教活动和“市场”的经济活动交织在一起时,薛茗并不会将其简单看作是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染污,这背后需要探究的是“人”和“神”如何相处、如何共同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
打破边界,倾听他者
越是体验得多,思考得越深入,我们越会发现,许多思想和事物的边界与线条如果过于明了,反而会阻碍了我们与他者的相互理解。就像“圣物”与“商品”的边界并不像唐卡画面上的线条那样平稳清晰。一方面,学术研究会不断使用标签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以便于描述和归纳,另一方面,这些标签无异于建立了一种边界,作为研究者如何不是为了重申边界,如何不断突破自我的局限,如何不将自己凌驾于他者之上,同时还能尽量还原出一个相对的真实?这里面都是巨大的考验。所以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写道:“没有人能够看到全部的真实。一个性别、一种文化,或者一个学科,哪怕超越了自身的边界,它的贡献仍然是有限的,仍然需要等待其他人一起还原一个更丰满的真实。”
而薛茗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她怀着巨大的平等心,想要找寻这样的一种真实,人类学只是她的载体,在这之上,她提倡的是一种我们与万物的相处之道——在阅读物的传记时保持谨慎,在发掘人的故事时怀有自省与谦卑。
这样的找寻是一生的探索,我们只能不断打破边界,努力理解和倾听他者,尽可能接近某种“真实”。聆听需要时间,观看需要时间,理解也需要时间。但,我也赞同薛茗在书的最后所言,“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有答案。我们永远在寻找答案。”□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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