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扒到寻人公交民警的“警察故事”

　　乘客包里有时候是一张五毛钱，有时候是十块的纸币厚厚一叠上了千，贼伸手前心里没底，警察出手的时候也不知道金额。

　　“不管多少钱，我都得抓他。”58岁的民警颜丹华说，为老百姓挽回损失，是警察的天职。

　　她年轻的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北京路面上公交车川流不息，人们包里鼓鼓囊囊都是现金，盗窃案件时有发生。她干了两年反扒工作，那几乎是从警以来最辛苦的一段时间：每天走三四十公里，找贼，跟贼，抓贼，“鞋底都走漏了。”

　　而在地面下，随着城市的建设，二十多条轨道不断生长，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沿线的“黑车”“黑摩的”，大型社区附近站点的大人流，都是安全隐患。新一代民警李翔宇想了不少法子，靠着科技手段和多方力量的联合，“不让那些威胁公共安全的事情发生。”

　　如今，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支付方式有了变化，口袋里的现金越来越少，盗窃案件日渐减少。公交、地铁上“惊心动魄”的事儿少了，“鸡毛蒜皮”的事儿多了：身上背的包丢了，和家人走散了，或者是和旁边的乘客起纷争了，成了更常见的警情。

　　但在颜丹华看来，帮群众寻人、寻物和抓贼挽损没什么区别，“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公共交通警察，一直都在撑起大家的平安。”

　　抓贼的决心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很难想象，在上个世纪，公交车上的扒窃曾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有公交车164辆，运营线路11条，每日的客运量约8万人。到了改革开放后，1983年，北京有公交车4000多辆，运营线路140多条，日均客运量约700万人次。大量增加的流动人口，扒窃也随之增多。

　　颜丹华记得，那时候的公交车，人挨人，密不透风。人们慢慢摸索出挤上车的办法：门一开，只要踩住了门底下的两个大螺母，车门就关不上，就能保证上车。但有时哪怕挤进去，几秒后也可能被挤下来。窃贼往往瞅准了这混乱的时候下手。

　　要抓住贼，是一门技术活。先发现，后跟踪，再抓人，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不像宽敞的商场，公交车上昏暗、拥挤，人的动作总是很隐蔽，露馅的只有眼神——下手前，窃贼要物色下手对象和目标点位，确定财物在裤兜里还是背包里，眼神方向往往和普通乘客不一样。抓贼的侦查员就靠这一点锁定扒手。

　　在窃贼下手前，便衣侦查员要一直跟着，还得隐蔽好自己。有的窃贼反侦查意识很强，从一个车站走到另一个车站，走到半路突然掉头往回走，跟在后面的侦查员如果杵着发愣，就很容易暴露。时间久了，侦查员开始观察每个窃贼，然后找到视觉死角，再默默跟上，同时和搭档打配合，接力跟踪。

　　抓贼讲究“人赃并获”。侦查员公认的最高境界，是在窃贼把手伸进别人裤兜的一瞬间，出手捂住。当然，很多时候，情况没这么理想，但是抓人的时机不能过晚，否则赃物可能早被扔掉或者转移给了同伙。

　　这个行当对侦查员的素质要求很高。1989年，颜丹华大学毕业后加入公安，作为那个年代少有的高材生，她被分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以下简称“公交总队”）政治处。四年后，她心里有个冲动：去反扒一线，做一个“文武双全”的侦查员。

　　当时，女反扒侦查员并不多，加上颜丹华也只有两个。这行没有教材，全靠师父带和积累经验。起初，师父总是先锁定窃贼，让颜丹华用心观察。她担心：“对方发现了怎么办？”师父没太在意：“发现了再找（别的窃贼）。”师父想让她多观察窃贼的神态、手法和特征。

　　最开始的时候，颜丹华看谁都像贼，后来又觉得所有人都不是。另外一个新来的侦查员也觉得挫败：“我不会找贼。”反扒大队长出了主意：一直坐公交车，坐着坐着就会抓了。后来，那个侦查员坐了两个多月的车，眼慢慢练成了筛子，终于把贼筛了出来。

　　“其实经验多的侦查员，他们很会观察人。”颜丹华说，有些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只要对面的人一张口，就知道对方来自哪个县。

　　但要达到这样的水平，他们得先忍受非同寻常的辛苦和枯燥。每天走三四十公里是常事，虽然有搭档，但不能一起走，也不能讲话。他们要赶在头班车发出前抵达车站，往往是清晨四点多或五点多，中午随便扒拉几口饭，晚上才能回家。有侦查员常常半夜到家，住在简易楼，隔音差，怕打扰邻居休息，他要把鞋脱了再蹑手蹑脚地爬上楼。

　　有一天下午，颜丹华累得受不了，想回单位，师父告诉她：别着急，晚上还要去永定门“接火车”——火车到站后，很多旅客拎着大包小包挤公交车离开，是扒窃高发的时候。

　　捂住贼的手，大喊“不许动”，给贼戴上手铐，这些都是少有的高光时刻。更多的时候，侦查员在一圈一圈沉默地寻找。有时一天没收获，有时一个月没收获。有时候，贼在下手前一秒发现了警察，缩回了手。

　　每个侦查员脚上的水泡都是一层叠一层，一年能走坏六七双鞋。这行做久了，他们的心脏也不好：锁定贼之后，等待对方下手的那段时间，人总是高度兴奋和警惕，等抓贼成功了，又一下子放松下来。

　　危险也不少。每次伸手，对方有没有揣着什么武器，侦查员往往并不知情。但颜丹华不怕这些，“没什么可犹豫的，他是贼，我就得抓他，这是我职责所在。我真的不能让他走。”

　　就像不知道贼有多危险一样，出手的时候，侦查员也不知道老百姓被偷了多少钱，一盒火柴、一盒烟，还是一个手机、一条价值几千块的项链。但是抓贼的决心和这些具体的数字无关，和使命有关。

　　有一次，颜丹华和搭档抓贼，从车上冲到车下，从马路牙子来到马路中间，终于将贼制伏。所有人都灰头土脸，打开盗贼手里的信封，里面装着薄薄的一张5角纸币。

　　把钱还给失主后，心里“超幸福”的感觉也和那些价值无关。面对溢于言表的感谢，还有紧紧攥上来的一双双粗糙的手，颜丹华总感到一种质朴的快乐。

　　轨道上的安全

　　在城市的地下，轨道也像叶脉一样一条条生长出来。

　　59岁的鲍峰，小时候住在新街口。上中学那几年，人们在德胜门拆城墙、修地铁，他眼看着地铁线路建起来。1987年，他加入公安队伍，被分到当时的地铁公安分局。

　　早上，他要站在复兴门站维持秩序。人们从两侧换乘来到这里，不能堵在两边，他边挥手边喊“大家往里走”。有记者观察，发现他5分钟里挥了112次手。

　　换乘站人流量大，上行和下行的人擦肩而过，有人戴着有线耳机听歌，耳朵里突然没了声，才发现口袋里的手机不翼而飞。后来，鲍峰和地铁运营企业商量，在人流中间拉上一条隔离带，“分流后，相对来说，贼偷东西就更难了。”

　　鲍峰用了一系列治安管理手段，避免扒窃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发生。地铁四通八达，人员流动性大，巡逻防控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内容。碰到形迹可疑的人，他总会过去问问，让对方出示证件。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临之际，为确保赛事安全，在国务院的批准下，北京市政府创新性地推动实施了地铁安检制度。这是全球首次在城市地铁网络中实施大规模安检。此后，安检设备也不断升级和改良。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新的问题开始出现。

　　今年39岁的李翔宇，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毕业后到了军博站派出所打击办案队。那是2009年，奥运会刚结束，不少人涌进充满机会和活力的北京。“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北京西站附近的‘黑摩的’。”李翔宇记得，当时，离北京西站最近的地铁站是军事博物馆站，距离有两三公里，很多往来西站的旅客都在这一站换乘公交车或步行，但这两种方式都算不上便捷，“那时候也没有共享单车，‘黑摩的’就有了市场。”

　　有些站点在节假日期间迎来了不小的客流，但由于修建早，空间狭小，很容易有危险。位于昌平的天通苑建成了亚洲最大社区，但是附近只有一座地铁站，人们每天早上绕着排好几圈才能上车，带来了不少安全隐患。

　　好在，这些问题都在慢慢解决。

　　2014年，北京一口气开通4条新的地铁线：6号线二期、7号线、14号线东段以及15号线西段，缓解了以往不少站点的人流压力。此外，通过不懈的劝说、整治，到了2019年，地铁里的小广告等乱象得到了彻底的控制。

　　这几年，地铁线路每年都在新增，但警力不可能总是相应增加。该如何确保乘客的安全，是李翔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靠科技。”他一直对科技手段感兴趣，也有信任。各种科技设备的运用，既解放了人力，也提高了保障效率。他还总结出了多个技战法，用来打击地铁里的借钱诈骗等违法行为。2021年，他靠着这些技战法，在北京市公安局举办的科技创新比武竞赛中拿到了优秀奖。

　　如今，社区治理的理念也被沿用到地铁中。公交总队构建、完善警企地协同联动工作格局，“警”“企”“地”联合起来，一同保障轨道安全。

　　“‘警’就是公安，‘企’是地铁企业，具体就是每个站的安检员、站务员，‘地’是属地，即地铁站所在街道政府，也包括一些居民等社会力量。地铁联通四方，不是孤立的，治理也需要系统、综合的方法。”李翔宇解释。

　　一些有责任感的乘客也被发展成了志愿者。有人见义勇为，阻止打架；有人给晕倒的人做心肺复苏，给低血糖的人拿糖和水；有大爷退休之后，连续几年在地铁站里义务给人们指路。

　　他们都在为公共交通的安全贡献一份力量。如今，他们被公交警方称为“京诚客”，成了相对成熟的志愿服务品牌。

　　琐碎里的平安

　　截至2023年底，北京共有27条地铁线路，490座地铁车站，常规公交线路1200余条。

　　现在，公交总队的管辖领域也有了变化，从最初的公交车、地铁，扩展到6大领域：公交、地铁、出租、重点站区、长途客运、轨道建设工地。

　　警情也在变。没什么重大恶性案件，支付方式的变化导致扒窃也越来越少，求助占了大部分：孩子或老人走丢了，电脑和钱包不知道落在哪里了，或者是不小心踩了旁边的乘客，对方开始不依不饶。

　　“不论什么事儿，民警都是‘小事不小办’，会用尽所有手段帮助解决问题。”李翔宇说。

　　一次，有乘客下车后发现自己丢了包，好几个站点开始同时查找，不到半小时就物归原主。大年三十夜里，有人弄丢了给家人买的新镯子，民警来不及吃年夜饭，连夜帮失主找回。

　　今年夏天，一对来北京打工的父子吵了架，儿子一气之下出走。他对北京路况不熟，也没带手机，父亲慌忙报了警。民警开着车，沿着他可能走过的路，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地转，从早上一直找到傍晚，终于在马路边看到了一天没吃饭、没喝水，耷拉着脑袋的年轻人，领他回了工地。

　　“不论是抓贼，还是找人，还是调解鸡毛蒜皮的小摩擦，都是帮老百姓解决问题，都是保证老百姓平安出行，没有什么区别。”在颜丹华看来，上车打击犯罪，下车服务人民，最终的宗旨都是一样的，“琐碎里头也有平安，也许我这一辈子没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但是群众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就行了。”

　　颜丹华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入行前，她对警察这个职业没什么概念。几十年来，她见识到了身边一群优秀民警对这份事业的追求，被他们“多抓几个贼、多为百姓挽回一些损失”的决心鼓舞。

　　十一年前，她被调到五路居站派出所，起初，这个需要每天和人频繁沟通的工作环境让她有些不适应，但她一点点坚持下来，“这个职业越干越投入。”

　　李翔宇有相似的感悟。当年考取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学的是刑侦专业，同学们都说，他看起来不像个警察，因为长相太温和了，说话也不急不躁。

　　在公交总队工作的时间长了，他喜欢上了这份工作，“每天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事儿。”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也有耐心。

　　李翔宇曾经参与了不少地铁沿线派出所的筹建工作。和两三名同事一起，靠一支笔、一张纸、一台电脑、一张桌子，帮一支支稚嫩的队伍发展成形。现在，他在东直门站派出所担任政委。

　　这是一个任务极重的派出所。东直门站所在的地铁2号线穿过东城区的核心地带，人流压力较大的鼓楼大街站、雍和宫站和东四十条站都在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内。

　　他们还负责着首都机场线的几个站点。民警值守的点位，夏天像个蒸笼，能达到四十多摄氏度，冬天寒风刺骨。但民警从没抱怨过。

　　“现在，责任感和使命感越来越强了。”李翔宇想着，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2022年，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硕士，学习公安管理。“我想学一些新的知识理论，提高民警对这份工作的认同感。毕竟在地铁里，负责乘客安全的也就是民警、辅警，再加上安检员，保障成千上万人的安全，责任挺大的，我希望我们提高能力，把地铁打造成‘铜墙铁壁’。”

　　这些年，颜丹华看到这样一股股新鲜的血液注入队伍，带来了新的方法和经验，也看到北京的地铁、公交线路不断地蔓延、生长，乘客的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

　　但她的愿望始终没变。她一直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地去工作，高高兴兴地回家，别在人群里和孩子走散，也别把笔记本和钱包落在车厢。

　　“但如果你东西丢了，我希望我正好在，你遇到纠纷的时候，我在，有困难要求助，我在。可能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被解决，但我会尽力，我会在这里帮助你。”颜丹华说。

　　新京报记者 彭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