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北老汉，决定骑行千里

　　76岁这年，西北老汉陈有银出了趟这辈子最远的门。在刚过去的“史上最热夏天”，他一个人，骑着一辆谈不上轻便的自行车，仅靠路牌和问路，一个月行程1000公里，从西安到达武汉。

　　在此之前，他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打理着两亩旱地，拉扯大一双儿女。大多数时候，他关心的都是天气、庄稼，还有漏了10年雨的老房子。在村口墙根边或者树荫下谝闲谈的老人堆里，他没什么起眼的地方。某种程度上，他的生活就像村外一成不变的黄土岭，单调、重复，“一句话就能讲完。”

　　唯一值得说道的，是他曾在河南开封当过5年空降兵——这已经是家人、邻居知道的，关于这件事的全部。那是50多年前的老黄历了，没人记得，也没人在意更多细节。

　　同样没人留意的是，在8月8日的炎热午后，陈有银为老伴儿和孙子做好饭，像往常一样出门溜达。他路过熟悉的院墙、结满果的柿子树，直到村口那间修车铺，再往前就要出村子，上国道。但他没有停下，脚下的频率反而更快了。

　　在家人和村民的小憩时分，陈有银悄无声息地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远的一次出行。最初的目的地是500公里外的开封，只有他自己知道。

　　出发

　　陈有银的第一站是60公里外的灞源镇。大约二十年前，儿子带他去灞源看亲家，镇上的人说，附近有条公路通往河南。他记下了，“回开封看看”从一种缥缈的想法，第一次变得真切起来。

　　但那时他哪儿也去不了，老伴儿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身边离不开人。再往后，孙女孙子相继出生，儿子儿媳进城打工，他的生活被照看一老两小填满。

　　这几年，家里光景渐渐好起来。老伴儿能拄着拐杖走路，精神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孙女上了大学，孙子读高中，他才卸下担子。

　　终于可以出发了。他骑出村子，没有智能手机，靠着二十年前的记忆一路向东。中午，太阳持续烘烤着干燥的黄土地，公路两侧的树木都被晒得耷拉下枝条，知了拼命地叫着。身旁来往的渣土车轧过马路，隆隆作响。当天最高气温超过35℃，但陈有银说，他感受不到炎热，即使没有一丝微风，也觉得畅快。

　　“心情激动得很。”回想起当天的情形，他咧嘴笑起来，又随即收回。对他来说，这种感觉是奢侈的，他总是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认可只有本分、勤劳才是美德。

　　事实确实如此，至少在西安蓝田侯家铺村，村民都知道，“陈有银闲不住。”

　　与大多数上了年纪的西北庄稼汉一样，陈有银个头不算高，四肢精瘦，短发茬贴着头皮，背有点佝偻。每天五六点钟，月亮还挂在天上时，他就已经把被子叠好，在院子里洗脸了。

　　从村口一路向北，步行十多分钟，就是一片望不到头的黄土坡，村民管这里叫“岭”，上面是耕地。

　　八月正是农闲时节，六月收下的麦子已晒好入瓮，麦种要等十月才撒下地。但陈有银洗漱完，就扛着镐上岭去，把地里结块的土挨个敲碎，为播种做准备。

　　即使在老伴儿病重的几年，他也没撂下那两亩旱地。有时，儿子陈东毅觉得父亲就像一头“埋头干活的老牛”，他难以理解，如今犁地、收割、播种这些活儿机器都能干，父亲还要自己上手。

　　谁都没想到，一个如此本分的农民，会在76岁的年纪突然骑车远行。不过在老人的讲述里，这场出乎了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只是一场轻描淡写的“说走就走”。

　　通往灞源镇的路上，自行车轧过碎石子，车筐跟着轻微抖动，里面装着他的全部“行李”——一个塑料袋，一部老年手机、一本上了年头的电话簿、两件短袖、一条毛巾，以及一件军用雨披。

　　除此之外，他兜里还揣着1400元现金。这些都出卖着他这次出行的决心：钱是逢年过节亲戚给的，他一直偷偷攒着，藏在北屋的木箱里——家里的钱归老伴儿管，这几乎是他的“全部积蓄”；老年手机的电池被他在出发的前一刻抠掉，“儿女知道了肯定不让我去”；电话簿里记着老伴儿的身份证号、接送孙子孙女的时间、战友的电话等最重要的信息；那件军用雨披，他之前从没穿过，那是他退伍后留存至今的唯一一件军用品，“平时不舍得淋。”

　　还有这辆锁坏掉的自行车，是他特意向邻居家小孩借的。家里有辆“二八大杠”，但他老了，蹬着费力，他笃定了这次一定要骑到目的地。

　　轮胎越转越快。按照陈有银的计划，他要在天黑前赶到灞源镇。

　　出了村子，穿过一个工业园和一条步行街，他一路下坡，来到灞河边。老伴儿病情好转后，两人常到河边散步。他喜欢读路边工厂的名字，总是感叹：“现在私人开的厂都这么大了，叫有限公司，无限公司是什么样的？”

　　沿着灞河再往东，眼前的景色就开始变得陌生。这是他第二次，踏上一段只属于自己的路。

　　部队

　　好久没这么旱过了。

　　八月初，西安蓝田阿氏村村民张红年地里的60棵樱桃树陆续干死。每天，他都到地里砍掉些树干，用拖拉机运走卖掉。

　　空闲时，他会打开智能手机，在战友群里聊天。1970年11月，他坐上拉牲口的闷罐车，在草席上凑合一夜，到达河南开封，成为一名空军空降兵。

　　同去的还有附近村一个长相精神的小伙。后来，两人被分到不同的连队。张红年经常听说这个老乡训练认真，内务整齐。小伙的名字叫陈有银。

　　因为相隔不到5公里，退伍后两人经常联络，他们总在一起回忆当兵时的经历。

　　陈有银妻子患病后，两人联络得少了。每次去老战友家里，张红年总见他烧水、扫地、做饭，没停地干活儿。

　　近些年，战友们聚过几次，桌上的主题永远是怀念部队生活。陈有银几乎每次都去，他把聚会的合影和退伍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跟存折一起保管。

　　陈有银最爱讲高空跳伞。飞机爬升到八百多米，机舱门打开，强风扑面。下坠时，他被吹得睁不开眼，他喜欢伞包打开前的下落过程，身体充分张开，失重感占据大脑，“什么都不想了。”

　　相比每天脚踩在泥土里，那是种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在往后日复一日的田间劳作中，他也会再抬头望向天空，但多半是在观察雨水什么时候到来。

　　陈有银从父亲那里继承来了农民的身份，也继承了农民的命运。他的生活被黄土包围，当兵是人生中难得的亮色。

　　“家里的事、地里的事非常繁多。”在农村，不浇水庄稼就不发芽，草不锄庄稼就长得慢，房子不修就会漏水。

　　“当兵，总是和当农民不一样。”他总结。

　　谈起村子和家庭时，他总是低头看向别处。有时抠抠裤子上的泥点，有时摩挲着茶杯，抱歉地笑笑，“就是农村那些事呗。”

　　可一提起部队，他有说不完的话。发射炮弹的步骤，炮身角度与射程的关系，支撑的土坑该挖多大……他的眼睛亮起来，流利地说起普通话，原先不知道放哪里才好的双手快速比画着。

　　这些年，他接到过不少战友的来电，谈起回开封看部队的经历。有的战友自驾去，有的坐孩子的车，还有的坐火车、高铁。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陈有银就会听战友说起开封的变化。

　　他也终于上路了，用自己的方式。

　　一下午的骑行，陈有银赶在天黑前到了灞源镇。找地方休息时，他从路人口中得知，去河南的公路在九间房附近。来的路上，他见过这个名字，尽管腿脚已经发酸，但他想要尽快赶到目的地，来不及睡下，陈有银就要原路折返。

　　天彻底黑下来，山里无风，除了车轮摩擦地面的噪音，陈有银听不到别的声响。山和山之间就“一拃宽”，中间洒满了星星。空气不再是白天那般燥热，他弓着背，推着车缓缓上坡。

　　嘟噜噜的引擎声打破了寂静。一辆摩托迎面驶过、远去，声音渐渐小了，又渐渐大起来——它调头了。

　　陈有银警觉起来。摩托车的灯光越来越亮，他放缓脚步，对方也慢下来。陈有银站定，摩托也停在他身旁。

　　“同志，我看到你往前面走，怎么调头又跟在我后边？”

　　“我想给你照亮。”声音从头盔下传来，然后递出一瓶水。

　　是个女同志，陈有银听出。他连忙道谢，让对方继续赶路。

　　两个陌生人借着车灯，站在空无一人的山路上完成一场最简单的对话，甚至没有道别。女同志骑车离开，他继续推车前行。

　　不一会儿，红蓝闪烁的灯光从身后打来，是一辆警车。应该是刚才那位女同志叫来的，看他神志清楚，确认安全后，警察才离开。

　　事后回想起来，他感叹自己遇到了一个好人。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对方的样子，但对她声音的记忆更深刻了，那总能让他想到善意。

　　不知走了多久，陈有银终于到了九间房。街边的商铺都关门了，他把雨衣铺在商店的屋檐下，脱下凉鞋叠起来，压在下面当枕头，躺下就睡着了。

　　骑行

　　父亲失联后的几天，陈东毅和姐姐急得合不拢眼。

　　平时，父亲很少和他们说心里话，他要强，遇事不愿意求人，自己硬扛。

　　为了省几块钱的公交费，父亲骑自行车来回40多公里给母亲开药。母亲在西安住院，他去看望，自己塞口馍垫垫，给母亲在食堂买鸡腿。

　　还有一次，父亲的钱包在医院丢了。那时，姐弟俩都在西安上班，父亲不想麻烦他们，一声没吭，自己走回了家。

　　他们觉得，父亲不会寻短见。这些年，家里状况比之前有了很大好转，父亲也轻松了不少。

　　两人四处打听，最后在监控录像里发现了一闪而过的父亲，他的身影消失在蓝田县的边缘。事后回想起来，陈东毅记得，一个远房表哥曾提到，多年前父亲说过，想回当兵的地方看看。

　　骑车去500公里外的开封？他难以置信。父亲一辈子只出过两次远门，一次是坐火车去当兵，一次是自己开车带他去甘肃看三伯。

　　陈有银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侯家铺村度过。从很多方面看，他都算是个称职的农民。可在村民眼里，他又有些不同——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喜欢带领短袖，每次都要把扣子系到顶，村民说他“不像个农民。”

　　村里的老人聚在一起聊天，陈有银不爱说家长里短，爱聊战争、历史，还有进出口贸易。

　　前些年，儿子给家里添了台电视，陈有银不爱看电视剧，反倒对各种纪录片感兴趣，《动物世界》《海洋》……

　　他喜欢更广阔的世界，更想要自由。这次去开封，他也考虑过坐火车，但那样就只能坐在车厢里，透过玻璃看外面，到站才停，“不自在。”他选择骑自行车去，不管有多远，“想到哪到哪，想停下停下。”

　　只是没有导航，往哪走成了问题。大部分时间，陈有银的解决方案都是看路牌，上次走错路后，他开始问人。

　　“同志，开封怎么走？”在陕西，不少人会直接给他指方向。

　　进入河南后，被问到的人大多会先愣住，然后好奇一个西北口音的老头，骑着辆款式少见的自行车，怎么会出现在外省的乡道上。

　　回答多了，陈有银就在问路前加上一段自我介绍。人们听完，都会竖起大拇指，“太厉害了”“佩服”。

　　从九间房北上进入渭南，再一路向东，陈有银又骑了两天，终于出了潼关。

　　逐渐地，山路渐渐多起来。大路车多，他喜欢走乡道。无人机掠过田地，洒下雾状的药剂，路两侧堆着成垛的苞谷。穿过豫西山区，绿色越来越多，梧桐树、苹果树、葡萄藤，还有不少第一次见的、叫不上名的植物。

　　在家时，黄色是主色调。路旁总是焦黄的土台，干燥的崖壁上凿出几个窑洞，镶着暗黄的木门窗。风一吹，细细的黄土就从地里扬起。

　　车筐里的东西也渐渐多了。他捡来三个塑料瓶，到加油站接水喝。又捡来一件西服外套，晚上睡觉时盖着。塑料袋里多了一包“水纸”，被他小心翼翼地拿汗衫裹了起来。

　　那是一个开轿车的年轻人送的。那天中午，听完陈有银的自我介绍，年轻人先递来水，陈有银摆摆手，指了指车筐里装满水的塑料瓶。

　　年轻人又拿出一包纸抽：收下吧，老人家，热了擦擦汗。陈有银没再拒绝。

　　后来，陈有银发现包装里的纸竟是湿的，也不粘手，擦过后皮肤冰凉凉的。陈有银管它叫“水纸”，用过一张后，他担心水纸被太阳烤干，就珍藏起来。之后再没用过，他想带回家给孩子看看。

　　有时，他也不是一个人独行。骑摩托车、电动车的人与他同行几十米后，就会加速开走。而那些“轮儿有半人高，要趴着骑”的公路自行车，会和他同行较长一段路。

　　年轻的骑行者们佩服他的勇气，一次次给他递水，但都被陈有银礼貌地拒绝。遇到上坡时，他们便不得不分开了。陈有银下来推车，骑行者们站起身发力，冲上坡顶。

　　骑着他这辆普通的自行车，沿着黄河向东，陈有银到达了三门峡。再往前，他也不记得那些地名了，直到有天他在路旁看到一座比两层楼还高的雕像。

　　“刘秀（东汉开国皇帝）。”陈有银想起来，他二十岁出头在地里干活时，老人总讲“刘秀走南阳”的故事。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洛阳，东汉的首都。

　　陈有银站在雕像石碑前，把上面的字挨个读出声。他本想和刘秀雕像合影，但不会用手机拍照。没时间感叹，他又上路了。

　　不经意间，就又走了段弯路。前一天，他骑到一片苞谷地，上面堆着刚收的苞谷，他在旁边凑合了一夜。次日傍晚，骑了一天，他又回到那块地旁，那堆苞谷都没挪地儿。

　　“这是咋回事呢。”他笑出了声。就当和这堆苞谷有缘分吧，那天夜里，他躺在前一晚睡过的地方，身边的马路上重卡驶过，地面跟着震颤，引擎声灌进耳朵。这些都无法阻止困意，就着新收苞谷的香味，他很快睡着了。

　　再往前，一些熟悉的地名出现了。登封煤矿、青龙山、二七纪念塔……当兵时，每年连队都会前往豫西拉练。这些地方，他要么听过，要么去过。

　　一路向东，终于到了开封。

　　心愿

　　要回部队了。陈有银先花了十多块钱找到一个理发摊，剪了一次头，刮了一次脸。又花了20元左右，进了次澡堂，换上干净的衣裤。这30多块钱，是他一路上最多的两次单笔开支。

　　一切完毕后，他凭着记忆，骑向部队驻地。

　　门口的哨兵拦住他，这是营房，不能进。

　　“我在这里当过5年兵，当时用的是85加农炮……”他一股脑地向哨兵讲了十多分钟当年的训练细节。

　　哨兵向上级汇报后，一名军官将他带了进去。军装、营房、操场，一切都变了。50多年过去，连队里早就没有他认识的人。那位军官穿着迷彩制服，不再是当年的绿上衣和蓝裤子。

　　大部队外出训练了，营区空荡荡。来到训练场，陈有银只能认出一件训练器械——大回环旋转滚轮，战士架在上面转圈，训练抗眩晕能力，“防止跳伞时翻跟头。”

　　军官带他去看武器模型，里面有新式步枪，他叫不出型号。他想试试打靶，可又怕给别人添麻烦，临走也没好意思说。

　　“你鞋子坏了。”军官低头看着他的脚，他这才发现，凉鞋已经张开口子，鞋底快要脱落了。军官带他到办公室，送给他一双作训鞋。

　　鞋子跟当年的大不一样了。底子厚了、软了，鞋面不再是纯绿色，变成迷彩。他想夸鞋子好，但还是没说出口。

　　见天色已晚，他获准在军营住上一晚。见到厕所、浴室都装修得跟家里一样，宿舍里的架子床从木头变成金属的，他心里很满意。

　　这是他一路上唯一一次在室内过夜，晚上的军营安静极了，陈有银抚摸着军被，跟50多年前的感觉一样，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心安，很快睡着了。

　　离开开封前，他去铁塔公园、大相国寺转了转。当兵时，周末外出他最爱去这两处地方，还和战友在附近合过影，可惜都找不到了。

　　退伍证上的单人半身照变得尤为宝贵，但儿子小时候和他赌气，给撕掉了。当时，看着退伍证上空白的照片栏，他喃喃道：“从今往后，世上就没我这个人了。”

　　他到了郑州，去看了二七纪念塔。当兵时他总听战友提起，但从没去过。在附近吃过午饭后，他听到有人说，这儿离武汉不远，顺着一条路走就能到。

　　记忆又被勾起。入伍时，他误以为自己要去武汉当兵。后来部队从武汉派来一位伞训员，他总会讲起这座城市。湖北籍的连长黄火生也会频频提起武汉，“轮船划过江面”“有座长江大桥”。

　　五十多年过去，黄火生依旧记得和战士讲起长江大桥的场景。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训练结束后，他和三五个战士围坐一团，讲起各自家乡的风物。他是湖北荆州人，去过武汉，被当时刚通车十多年的“万里长江第一桥”震撼。

　　“长江大桥有两层，上层是公路，人和汽车走。下层是铁路，通火车。桥下是江，有船。”

　　他讲完，陈有银立刻说，连长，以后我要去看看。黄火生笑，“好，我跟你一起！”

　　黄火生转业后，留在了开封。他一直记得陈有银，“踏实，有毅力，还有些倔强。”为了提高训练成绩，经常偷偷加练。

　　如今，他无法陪同了。因为严重的高血压，黄火生甚至无法长时间讲话。

　　在郑州，陈有银又要做选择。去开封的心愿已了，向西可以回家——几口人的饭谁来做？那两亩旱田播种了吗？向南可以去武汉，他想去看看连长口中的长江大桥。

　　“好不容易出来，再没这样的机会了。”他咬咬牙，把自行车车头调转朝南。

　　抵达

　　在侯家铺村，陈有银已经失联十多天，但他的老伙计侯顺反倒不急了。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他劝陈家人：“如果真出事，人早该找到了。”

　　侯顺和陈有银从小玩到老。他觉得，陈有银肯定是出去散心了。“这人遇见事不言喘，但我能感觉到，他憋好久了。”

　　村里人也这么说。在他们眼中，陈有银是个“勤苦人”，优点是“勤快”，缺点是“太勤了”。大家叫他“银”“银叔”“银伯”。谁家有红白事，他抢着去帮忙，“人好得太太”（西北方言，意为“人不能再好了”，记者注）。

　　事实上，陈有银原本有机会进入另一种人生。三哥也是当兵的，退伍后在当地分配了工作。前些年，村里时兴组装茶几卖到外地，老伴儿离不开人，他没法干。村旁的工业园建成后大量招工，因为年龄太大，没工厂敢要他了。

　　“农民也有农民的好，没人管你。”陈有银说。家困住了他，也是他最大的牵挂。

　　从郑州出发后，看到路上有穿校服的小孩上学，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离家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马上想到，孙子孙女要开学了，白天老伴儿又没人照顾了。

　　他加快了蹬脚踏的频率。换上新的鞋子后，陈有银骑车更轻松了。他一路南下，天气越来越热，路边的水塘越来越多，上面开满了荷花。

　　热得不行时，他买过几块西瓜和几颗苹果，还有一瓶可乐，他没舍得一口气喝掉，分两天喝完。

　　他尽量保持干净。遇到加油站，用洗手液洗头，赶山路时，蘸着山泉水擦身子。

　　路上也出过一些状况。有次骑车时他突然失去平衡，侧翻在地上，膝盖附近磕出一块指甲盖大的伤口，周围肿起来了。他的十个脚趾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有一次脱袜子时，袜线被脚拇指钩住，趾甲劈了，他掰掉一部分。

　　这些都没阻止他继续骑行。从郑州一路向南，经过许昌、漯河、驻马店和信阳。一天傍晚，陈有银见到一座桥对面的路牌上写着“武汉”。次日，天刚蒙蒙亮，他就从车筐里拿出前天刚洗净的汗衫换上，扣子系到最上面那颗，领子翻好。收起雨衣，骑车进城。

　　陈有银骑着那辆已经破旧不堪的自行车，在林立的高楼中穿行。他注意到一辆叫“萝卜快跑”的“无人车”，这让他想起小萝卜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故事。

　　他问一名清洁工，长江大桥怎么走。对方告诉他，武汉有十几座长江大桥，指给他比较近的一座。

　　陈有银朝着清洁工指的方向骑过去，直到一座巨大的桥出现在眼前。白色的索塔直冲天际，桥索向两侧延伸，勾勒出三角形的轮廓。桥面上，汽车来来往往。他眺望江面，桥下有船慢慢驶过。

　　站定许久，他才骑车离开。长江大桥也看了，该回家了，他打算明天一早就走。

　　他在一条凉椅上睡下，直到被路过的洒水车滋醒。天还没亮，他推车往前走，街上没什么人，看路牌也不再奏效，他迷路了。没办法，他走进了旁边的派出所。

　　“同志，西安怎么走？”

　　见他胡子拉碴、面色焦黄，裤子上沾满了灰，民警以为他是流浪汉。要给救助站打电话，帮他买火车票回家。

　　“我自己能骑回去。”陈有银拒绝。

　　这些天，陈家姐弟已经几近绝望。他们找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有父亲的消息。9月8日凌晨，陈东毅接到民警电话，父亲在武汉，人没事儿。他和亲戚轮流开车，连夜赶到武汉。8日早上，他们见到了父亲。

　　父亲黑了，瘦了，脸上挂满灰白的胡须。除了上身的带领短袖勉强算干净，裤子已经从黑色变得灰扑扑，微微发硬，“像个乞丐。”

　　“爸。”陈东毅哭出声。

　　“我没事儿，没事儿。”陈有银笑笑，身旁那辆自行车上，还挂着三个塑料瓶和一袋馒头。

　　陈有银被接回西安后，先在女儿家住了5天。此时，疲惫感慢慢显现，他每天睡到8点多起床，中午也要眯一觉，饭量大增。

　　骑行将近一个月，他的身体发生了不少变化。他瘦了，腰紧了两个皮带扣，头、脖子和手臂上的皮肤黑得发亮。

　　随身携带的电话本上，记录过一次他的身体状态：8月16号早起床后感到左手五个指头尖有麻感，左腿有麻感。

　　回村后，他成了名人。战友、亲戚和村民都来看他，还有源源不断的媒体。他打电话告诉黄火生，自己骑车去看了长江大桥。“你小子真厉害。”黄火生说。

　　他不想多提这次旅程。因为每次提起，他都会愧疚：他给家里添麻烦了。为了找他，儿女一个月都没工作，老伴儿也急得整天睡不着觉。

　　这些天，来家里的人渐渐少了，他恢复了往日的生活。

　　9月29日，旱了近两月的西安，终于下了场大雨。雨滴噼里啪啦地砸在房顶的瓦片上。“下得好。把地浇透，十一就能下麦子了。”陈有银念叨着。

　　他的床头桌上多了一张照片，别人送他的长江大桥夜景。他偶尔会拿起那张照片，皱起眉头想一会儿，接着咧开嘴笑笑。

　　“不会忘的，临死前都不会忘。”他说。

　　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