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六个瞬间

　　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一旦兵火。——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两税

　　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来到开封已有数年，烂赏叠游间，早已被这座巨型城市的空前繁华所震撼。他不知道的是，北宋总人口在这一年已悄然来到超过1.1亿的规模。而这正是开封繁华最核心的根源。

　　北宋繁华的核心原因是人口红利。而要理解这场人口红利，两税法是无法回避的制度。因为它是中国赋税史上划时代的分水岭。两税法之前，税人税丁的赋税体系维持了近千年，百姓的主要负担是人头税。两税法之后，赋税体系转向以税地税产为主体，“自此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而不是人丁成为了农业税收的基本单位”，百姓的主要负担渐渐变成了田亩税，或者叫资产税；人头税越来越居于次要地位。

　　不过，两税法却非赵宋王朝所创。推动这场划时代剧变之人是唐德宗及其宰相杨炎。时为建中元年（780年），距离北宋建国（960年）尚有近两百年的时间。所谓两税，指政府以田亩与资产数量为征税依据，分夏秋两季向民众征收地税与户税。两税法之前，唐王朝推行租庸调制，征税时紧盯着百姓家中有几口人；两税法之后，朝廷转而紧盯着百姓名下有多少田产。

　　唐德宗与杨炎出台两税法，是因为与租庸调制匹配的均田制已然崩溃。欲按人头向百姓摊派负担，须保证人头名下拥有足额土地，这便是均田制。然而自武则天时代开始，均田制便已现出崩溃迹象——朝廷掌控的无主田地越来越少，新生人丁难以获授足额土地，要承受的人头税负担却丝毫不减，甚至还在加重。唐帝国百姓只好纷纷逃亡。至唐玄宗天宝末年，至少有三百万户百姓为逃避人头税脱离了朝廷管控，成为背井离乡的黑户。安史之乱后，百姓死亡枕藉，幸存者流离失所，或抛弃家乡逃入藩镇，或连人带地遁入豪族，用于控制人丁的户籍档案自是全然失效。唐德宗与杨炎消灭不了藩镇，镇压不了豪族，无力重建户籍档案，便意味着唐帝国以人丁为汲取依据来维持财政蛋糕的租庸调制已然破产。人丁可以藏匿，而田亩无法逃亡。既然以人头税为主的时代回不去，朝廷便只好改以田亩为征税依据。两税法遂应运而生。这是无可奈何的改革。据此也可以说，推动这场划时代税制变革的真正力量，与其说是皇权，不如说是底层百姓。是他们对人头税的消极抵抗，迫使皇权变更了税收制度。正是这场无可奈何的改革，催生了一项非常意外的效果，让百姓的子宫获得解放，生育意愿大幅提升。

　　自秦汉至隋唐，沉重的人头税一直是压抑百姓生育意愿的限制器。这种限制效果常发生在朝代中晚期，即朝廷手中已无多少剩余土地可供授予新生人口、而新生人口要承担的人头税又丝毫不会减轻、甚至会因朝廷意欲“有为”而明显加重的那些历史时段。这种限制效果最惨烈、也最常见的呈现方式，便是“生子辄杀”“生子不举”。如西汉中后期“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东晋中后期“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人头税造就的这种限制器效果，正是自秦汉至隋唐这近千年间，中国人口峰值始终无法突破七千万规模的主因——西汉人口高峰约6000万，东汉人口高峰与之相差无几，唐代人口高峰只有约7000万，增长速度可谓如蜗牛般缓慢。

　　两税法的出现意外拔掉了这个限制器。当历史走出藩镇割据的唐代后半期，走出五代十国的乱世，进入北宋；而北宋又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再以人头税为财政主体的朝代，一场规模空前的人口大爆炸便随之而来。北宋初年朝廷簿册中登记的人口不足四千万，短短百余年后，至宋徽宗统治时期总人口已然破亿。庞大的人口红利，意味着较之前朝更多的财富，也意味着赵宋王朝有了更多可汲取的人力与物力。

　　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961）七月某日，宋太祖赵匡胤设酒宴招待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一众心腹将领。饮至半酣，赵匡胤起身对众人道：“没有诸位我做不了皇帝，可我做了皇帝却终日忧心难以安睡，反不如做节度使快乐。”众人询问何故。赵匡胤回答：“很简单，谁不想做皇帝呢？”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跪地顿首，求赵匡胤指示“可生之途”。赵匡胤道：“人生如白驹过隙，富贵不过多积金钱。尔等何不放弃兵权，出守大藩,置办上等田宅与哥儿舞女，以终天年？”

　　此即宋初著名的历史事件“杯酒释兵权”。尽管学术界对此事是否真实发生过仍存争议，但有一点不可否认：自陈桥兵变夺取皇位后，赵匡胤便开始着手解除佐命将帅的兵权，以重新构筑国家的军事系统。这个重构出来的系统，便是后世熟知的禁军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募兵制、更戍法等具体规章，还有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等政治理念。这些东西，共同造就了一道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奇观：朝廷耗尽财力，常年供养着一支规模达百万之众的军队——用北宋人蔡襄的话来总结，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用南宋人姚愈的话来总结，是“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二，兵廪居十之七”。无论哪种说法，都承认军队是消耗宋代人口红利的最大黑洞。可这支军队的对外战斗力，却出奇地孱弱。

　　会有这种奇观，是因为北宋朝廷对禁军的定位，本就是维持内部统治远远优先于对外御敌。赵匡胤曾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话中的叛兵与叛民，皆是针对王朝内部稳定而言。宋神宗后来扩充解释过赵匡胤这段话，认为本朝以“无赖不逞之人”为兵，是鉴于前代造乱者多是游民，故吸取历史教训，用军队的组织纪律和优厚的俸禄将游民约束豢养起来，进而以游民去管控良民，实乃“自古未有及者”的大智慧。

　　统治理念如此，故而自赵匡胤时代开始，北宋军队的核心职能便是吸纳游民，以消化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宋太宗时，民间“与人为害者”被大量招募到军队之中。宋神宗时，“募兵皆天下落魄无赖之人”。以军队吸纳游民与地痞流氓成了北宋王朝的基本国策。《文献通考》如此评价该国策：

　　兵所以捍国，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则国之所存者，幸也。

　　以不肖之小人来构筑军队，这军队必然无力抵御外敌。国家能够在这种军队的保护下存在，只能说是运气好。当徽宗皇帝扯虎皮拉大旗，要用这只能担负内部管控职能的军队去夺回燕云十六州时，北宋王朝的寿命，也就毫无悬念地走到了终点。

　　澶渊之盟

　　景德元年十二月（1105年1月）初七，御驾亲征的宋真宗于澶渊前线签署了一份誓书。五天后，辽圣宗也会在这份誓书上签名。这便是维系宋辽两国长期停战、友好共存的澶渊之盟。

　　据《辽史》记载，北宋派人请和时，“以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奉辽国太后为叔母，用意是间接将宋辽两国皇帝定性为兄弟关系，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输银”“岁币”字样则显示两国政治地位均等——至少字面含义平等，不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不过，宋辽间字面含义上的平等关系，只维持了不到四十年。宋仁宗时，辽军趁宋军与西夏军交战之机，南侵攻占了十座城池。在随后的和谈中，北宋不得不应辽国要求变更额度，并将岁币重新定性为“进贡”。另据苏辙《龙川别志》记载，曹利用负责与辽人谈判，真宗曾派宦官询问辽国的具体要求，曹利用“以三指加颊”，让真宗一度以为辽人索要三百万银绢，且有意允诺。后曹利用谈判归来，报告辽人的实际要求是三十万银绢，真宗“不觉喜甚”。

　　1044年，宋夏两国也议定了和约。元昊以“夏国主”名义向北宋称臣，北宋以“岁赐”名义每年向西夏输送固定额度的财物。在辽人那里失去的面子，似乎在夏人这里得到了补偿。其实，岁赐也好，岁贡也罢，都是对外撒钱。撒钱的核心缘故，自然是北宋军队以内部管控为主要职能，对外战力实在过于孱弱。

　　从1005年到1042年，北宋对辽的岁币标准是每年绢20万匹，银10万两，加上辽国预借未归还的3万两银子与3万匹绢，这38年共输送银383万两、绢763万匹。从1043年到1122年，北宋对辽的岁贡标准改为每年银20万两，绢30万匹。这79年共输送银1580万两、绢2370万匹。至于西夏，岁赐标准一直是每年输银7.2万两、绢帛15.3万匹、茶3万斤。因两国关系时好时坏，岁赐只进行了48年，共计输送银345.6万两、绢帛734.4万匹、茶144万斤。若按单年数量计算，北宋每年所输送财物，只约相当于其年财政收入的2%~3%。即便按总量计算，2308万两白银也只约相当于北宋1064年财政收入铜钱部分的1.13倍；3867.4万匹布帛也只约相当于北宋1064年财政收入中布帛部分的4.4倍（此处据蔡襄《论兵十事》提供的数据，并按1两银子约等于1800文铜钱的市场价换算）。可见岁币与岁赐从未构成北宋政府的财政重负，而凭此维系的和平环境，却是北宋政权存续与繁荣的重要前提。

　　庆历新政

　　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宋仁宗罕见地下了一道措辞极严厉的诏书，严斥士大夫交游往来、批评时政的社会风气，明言盛世之下君明臣哲，绝无朋党的生存空间，且命中书、门下、御史台监视朝野，“采察以闻”。随后，参知政事范仲淹辞职。范仲淹的辞职，意味着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众所周知，三冗——冗兵、冗官与冗费——是赵宋政权最深重的制度病。这一制度病的由来，与赵宋政权富养统治基础的统治术密切相关。所谓富养统治基础，即给予官僚集团与军队极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用清代史家赵翼的话来说，就是“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向仁宗“条陈十事”，便是为了摆脱三冗。十事分别是：明黜陟——废除文武官员按年份升迁的旧例，改以“大功大善”为升迁依据。抑侥幸——减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荫制度直接做官的比例。精贡举——恢复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并加大选拔难度。择官长——建立套自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监察举荐制度。均公田——整顿官员名下职田，超标部分吐出来。厚农桑——发展经济，让百姓休养生息。修武备——恢复府兵制以加强国防力量。减徭役——合并行政区域以减少官吏总量，进而减少民众负担。覃恩信——严格监察官僚落实朝廷恩泽是否到位。重命令——严格监察官僚执行朝廷指令是否到位。

　　这十项改革主张，几乎每一条都触及了赵宋政权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官僚集团和军队——的利益。整体改革方向是压缩官僚集团规模、减少官僚集团特殊待遇，并变更军队体制。除了“修武备”，其余九条皆获得仁宗认可，“以诏书画一颁下”，庆历新政由此启动。

　　遗憾的是，仁宗对新政的支持仅维持了短短一年时间。收回支持的原因很复杂，最重要的一条是仁宗无法忍受范仲淹等人以“君子”自居并公开结为“朋党”。放弃支持前夕，仁宗曾在迩英阁向部分官员出示“御书十三轴”，内中列有“治政要目”三十五项，其中一项正是“辨朋比”；也曾直接以询问的方式敲打范仲淹：“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朋党意味着有组织，有组织意味着有力量，有力量意味着会威胁皇权。无论是小人结党，还是君子抱团，皇权都不喜欢。

　　王安石变法

　　熙宁六年(1073)，两浙转运盐事司向朝廷请求增加一千名厢兵，用于打击私盐盗贩问题，每年需费用四万缗。主持朝廷政务的王安石表态予以支持，理由是变法已取得很大成效，两浙地区的财政收入有显著增长，仅盐税一项，“两浙自去岁及今岁各半年间，所增盐课四十万，今又增及二十五万缗，而本路欲用四万募兵，增置巡检，甚便。”

　　王安石变法同样试图解决三冗问题。遗憾的是，在改革方向上，王安石变法与庆历新政截然相反——后者做的是减法，解决方案是节流，即压缩官僚集团规模并裁减其特殊待遇；前者却是在做加法，解决方案是开源，即通过各种所谓“理财”手段，出台新税种，成立新机构，以求自民间汲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来改善朝廷的财政困境。这是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区别。

　　之所以说遗憾，是因为在传统帝制时代，皇权与官权力皆不受民意制约，如果改革措施是在做加法，便很难给普通百姓真正带来福利。即便那些改革措施的初衷很好，也惟有成为害民恶政这一种结局。青苗法便是极典型的案例。按照熙宁二年秋颁布的官方文件，青苗法旨在解决百姓青黄不接的问题。州县民户可在每年夏秋两收之前，向官府借贷现钱或粮食。等青黄不接过去，民户须在征收两税时向官府归还本金并缴纳利息。按王安石的说法，青苗法是极好的政策。官府在粮价低的时候以高价买入，在粮价高的时候以平价卖出，并在青黄不接之时为民众提供比民间高利贷更低的贷款。既可以让百姓获利，又可以打击高利贷，还能够让朝廷多了一笔收入，实可谓一举三得。

　　然而，因官权力不受民意制约，这项新政在实操中很快变成了害民之法。若遵循政策初衷，青苗钱应优先贷给贫困户。可贫困户挣扎在生存线上，贷款给他们容易，收回本金与利息却难。而朝廷的考核标准是州县官吏既要将青苗钱散出去，又要将本金和利息收回来。于是，州县官吏的普遍做法，是逼着不需要贷款的上等户贷款，因为他们有资产还得起本金与利息；那些最需要贷款的下等户，其申请反而很难得到响应。一项本意在于给百姓提供福利的政策，竟变成了压榨百姓的利器，富人怨声载道，穷人也怨声载道。

　　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免役法等也皆是如此。这些初衷很好的改革举措，在司马光、苏轼等人眼中皆是害民之法，引起了极广泛的批评。朱熹曾言，“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只是变法“后来尽背了初意，所以诸贤尽不从”。变法之所以会违背初衷，自然是因为官权力不受制约。当变法的方向不是减法（裁撤部门、取消政策、减少税种），而是加法（增加部门、出台政策、新设税种）时，那些不受制约的官权力，必会肆意释放其牟利冲动。地方政府积极申请机构扩张，王安石在朝廷全力支持其扩张，便是因为官权力已从改革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且希望获得更大的好处。

　　海上之盟

　　宣和二年（1120），宋金两国经过长达两年的海路接触，终于达成联合攻辽的协议。内中规定：金军取辽中京，宋军取辽南京；灭辽后，宋将给辽的岁币转纳金国，金国同意燕云十六州归宋。此即“海上之盟”。消息传回开封，徽宗与群臣皆兴奋异常，觉得前所未有的盛世即将拉开序幕。

　　他们并不知道，海上之盟不但启动了辽国崩溃的倒计时，也敲响了北宋亡国的丧钟。宣和四年（1122），金军如约攻陷辽中京，北上的宋军却遭遇惨败。宣和七年，金军挟灭辽之威南侵。靖康元年（1126），金军再度南下攻陷开封，并于次年二月掳走徽宗、钦宗二帝及后宫、宗室、朝官三千余人。北宋在靖康之变中骤然灭亡。

　　放不下恢复燕云的执念轻率与金国结盟，并在攻辽过程中暴露了军队孱弱的战斗力，是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朱熹后来总结历史教训，说过一句话：“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难。”这话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北宋政府用尽各种手段汲取百姓，故而朝廷能够获得数额极为庞大的人力与物力——早在宋真宗天禧年间，北宋的粮食收入就已是唐朝天宝年间粮食收入的1.3倍。至于占财政蛋糕总量过半的金钱收入，更是让前朝望尘莫及。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统计：“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至熙丰间，合苗役税易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这庞大的财富，正是神宗与徽宗生出大有为野心的重要前提。

　　换言之，如果没有王安石变法让国库丰亨豫大，神宗或许不会轻易对西夏用兵。如果没有蔡京等人对王安石变法具体措施的继承，徽宗必会继续深陷在财政困境当中，大约也难有再现三代盛世的野望，难有消灭辽国恢复燕云的盲目自信。海上之盟或许就不会出现。可惜历史只能复盘无法读档。这些如果，终究只是如果。

　　□谌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