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六个瞬间

　　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

　　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吴自牧《梦粱录》

　　那是个如梦般的夜晚。用泥金描画着鸾凤的笺纸，在同样装饰着金花的烛光下熠熠生辉。在这盛夏五月，手中的玉管笔却如冰凌散发着丝丝凉意，和着龙脑墨散发出的透脑芬芳——每一个细节，都像笔端浸透的墨汁，层层叠叠地染尽了胡铨的脑髓，让他永远地记住了隆兴元年五月三日晚上的这个瞬间。

　　他当然更会记住这场如梦夜晚的主人，登基未久的宋孝宗皇帝。此刻正在他身旁，对他正在修改的自己御笔亲撰答金人书藁加以指点：“金人无礼，书中务要得体。当不谀不僭。”在看过改稿后，皇帝赞赏道：“卿之才识学问，可谓过朕！”

　　皇帝对金人“无礼”的批评，对答书“当不谀不僭”的指示，以及对自己的不吝赞赏，都让胡铨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希望。这位老臣在过去24年里，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靖康耻，犹未雪，但把持朝政的秦桧却与金人媾和，杀害了被视为中原恢复希望的象征岳飞。胡铨也因为直言抨击秦桧，遭到了迫害，贬谪流放，连性命也险些葬身边徼之地。直到新帝登基，他才得以回京复职。

　　如今，在这个如梦夜晚，在皇宫内阁的金花烛光中，他似乎看到了湮灭的希望之光再度燃起。他记住了那个夜晚，记住了坐在绣龙曲屏风前，七宝装饰的交椅之上的新帝，满怀深情地向他展示自己在即位前使用的通朱螺钿屏风，命他宠爱的妃子为自己歌唱他御制的《贺新郎》词，并且用御用的玉荷杯，亲自为自己斟酒，对他说：

　　“《贺新郎》者，朕自贺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饮食与卿同器也。”

　　而在清凉的宫殿内阁之外，酷暑下的宋金边界，宋军正枕戈待旦，被压抑许久的将士正摩拳擦掌，等待着恢复沦陷的大好河山。

　　一切都如此激励人心，正是这年冬天，当金兵大举南下，楚荆等地接连失守的危殆时日，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会冒着酷寒，身先士卒，亲自手持冰锥下河凿冰。将士在他的鼓舞下，击退了来犯的金兵。

　　但这一切换来的，只是屈辱剂量减少些许的又一次“和议”。

　　或许那天君臣相得的清凉夏夜，连同被重新点亮的恢复中原的希望，都只是一场仲夏夜的美梦。更可能的是，这样的结局早已在那天晚上的诸多细节中注定：金凤笺、玉管笔、龙脑墨、金华烛、绣龙曲屏风、通朱螺钿屏风、七宝交椅——这些被胡铨一一点数的御用器物，无不透着精雅与奢华，也无不暗示着比起那口号声中遥远的故国山河，当下的享有更容易把握；比起酷暑严寒、损臂折肢的前方战阵，后方宫殿内阁的安逸与享乐更值得珍惜。

　　于是那个夏夜，只能是一个瞬间而已。

　　孟珙之死

　　淳祐六年（1246）九月，孟珙病逝于江陵。死前数月，他已悒郁成疾，长叹道：

　　“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

　　孟珙是宋季最杰出的将领，威望之高，可能仅次于高宗朝的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在荆襄战场上，孟珙先于嘉熙元年（1237）至二年的黄州保卫战中挫败蒙军围攻，蒙军死伤“十之七八”，继而于嘉熙三年（1239）六月收复襄阳；嘉熙四年（1240）二月，孟珙奉命西调川东，全面主持四川荆襄两大战区军务，南宋川东战事遂转危为安。

　　宋蒙战争中，宋军本就难得的胜绩多为守城，能够在攻势作战中连续挫败蒙军主力的唯有孟珙。

　　在南宋军队整体颓丧、军纪败坏、乃至彻底丧失进取心的大环境之下，孟珙的横空出世虽无改大局，但却是宋季军队的最后荣耀。

　　如日中天时，孟珙也遭受了宋廷的猜忌。

　　淳祐六年（1246），先降宋继而叛宋降蒙的前金军将领范用吉暗中联络孟珙，有意反正。孟珙喜出望外，即刻奏报朝廷。谁料理宗驳回，除了忧虑招降纳叛会引发蒙古方面反弹，以及猜疑北人来归的传统考量，提防孟珙势力膨胀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被拒后，素有恢复中原之志的孟珙心灰意冷，带着满腔抱负撒手人寰。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同样屈死于朝廷猜忌的还有名将余玠。

　　余玠任蜀帅十年，功盖海内，尤其是主持修建了钓鱼城，其后又在四川接连修筑了十余座山城。可以说，南宋四川防线的主体便是余玠开创的“山城防御体系”，而钓鱼城则为该体系之枢纽。

　　余玠的威望引发了宋理宗与宰相谢方叔的疑忌与防备。宝祐元年（1253）五月，宋理宗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以金牌密令召余玠还朝。五十六岁的余玠闻讯后自度已失去理宗的信任，愤懑成疾，愈不自安，于同年七月暴卒。《宋史·余玠传》还记录了一条所谓的传闻，余玠可能是服毒自尽，“或谓仰药死”。

　　余玠亡故后，“蜀人莫不悲戚如父母”。起初理宗为安抚民心，又是罢朝，又是追封，颇有极尽哀荣的意思。但到了第二年，理宗君臣便罗织出七大罪状，污蔑余玠聚敛罔利劳军困民，追夺余玠生前的官职称号，并抄没家产。

　　世无秦桧，但孟珙和余玠却也遭遇了与岳飞类似的“莫须有”。可见，防范武将在南宋仍是一条须臾不可忘的祖宗家法。

　　晚明复社领袖张溥读史时，痛心疾首于孟珙余玠之死，视之为南宋亡国的先声：

　　孟珙卒则宋无京湖。余玠卒则宋无巴蜀。淳（祐）、宝（祐）之际，亡形已成，何必伯颜入临安而后痛哭哉。

　　郝经被囚

　　南宋开庆元年（蒙哥汗九年，1259），贾似道总领援鄂各军，挫败了忽必烈通过速战拿下鄂州的战略企图。

　　大体上，两军算是打成了平手，但毕竟是忽必烈主动撤围而走，说南宋获胜也不为过。对此，贾似道功不可没。

　　蒙古撤军，主要原因还是忽必烈紧急北返争夺大汗之位，但贾似道很有可能在口头上向蒙古人承诺了一些让步条件，史称“鄂州议和”。

　　贾似道回朝后，宋理宗将其功盛赞为“再造王室”， 举国上下将鄂州解围视作“不世之功”。

　　很快，贾似道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相，从此独揽朝政达十五年之久，跨越了理宗、度宗和恭宗三朝。

　　这一切的前提是，朝野内外无人知晓贾似道鄂州议和的隐秘，所谓“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宋史·贾似道传》）。

　　对于鄂州议和，贾似道讳莫如深，如履薄冰地维护着自己的军事神话：忽必烈之所以仓皇北遁，是因为贾似道亲自率军在鄂州城下大获全胜；而鄂州议和成为了贾似道集团的最高机密，连宋理宗都被蒙在鼓里。

　　中统元年 (南宋景定元年，1260）四月，即忽必烈即汗位次月，郝经作为蒙古使节携国书入宋。

　　忽必烈此时正针对阿里不哥全力备战，没有余力与南宋周旋，为避免出现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力争以外交手段“弭兵息民”，签订一份和约。

　　这对南宋本也算是一件好事。但站在贾似道的立场，郝经使宋，可能会让贾似道的弥天大谎大白于朝野，于是，郝经使团刚入境，贾似道便命两淮制置大使李庭芝将其扣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不准入朝，也不予放归，郝经这一关，就是十六年；贾似道的秘密，也被保守了十六年。

　　郝经被囚之初，忽必烈两次遣使责问，但此时他陷入与弟弟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无暇南顾，但与南宋的关系就此破裂。

　　郝经被囚，后来成为了忽必烈灭宋的重要口实，文天祥日后叹息：

　　贾似道丧国之政, 不一而足，其羁虏使，开边衅，则兵连祸结之始也。

　　当然，郝经被囚与否，忽必烈日后都不太可能放过南宋，但贾似道此举至少是加速了宋亡的历史时间线。

　　咸淳十一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在丁家洲兵败的张皇失措中，贾似道才被迫释放郝经，此时距离被拘已有十六年之久。

　　贾似道新政

　　执掌国政之初，贾似道也本想奋发有为一番。

　　尽管南宋在历史上有富庶之称，商业、城市经济和海洋贸易臻于极盛。但到了贾似道时代，历经二十余年的蒙宋战争，南宋财政已濒临崩溃，“国计有将败之虞”。

　　当时有大臣忧心如焚地上奏称：

　　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国家用度日以不给，盖有如贾谊所谓 “大命将倾，莫之拯救”者。

　　相比包罗万象的王安石变法，贾似道新政基本局限于财政领域，目标也未必有“富国强兵”这么高远，也就是为了缓解南宋末年“国库空虚，州县罄竭”的困境，说白了就是筹集军费。

　　贾似道新政的时机也把握得很好，忽必烈政权正困于漠北战事与山东李璮之乱，给南宋留下了时间窗口。

　　贾似道新政的核心，是景定四年（1263）二月施行的“公田法”。所谓公田法，就是国家强制性从拥田过多的权贵那里回购田地，作为长期的军饷来源。

　　就当时的情势来看，“公田法”可能也是不得不发。南宋的军粮来源此前高度依赖“和籴”制，也就是官方强制从民间统购粮食，但随着南宋财政的恶化，“和籴”的价格越压越低，严重脱离真实市场价格，民间苦不堪言，难以为继。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公田法”也未必算得上恶政。

　　但问题还是出现在执行上。为了邀宠于贾似道，地方官在“公田法”改革中恣意妄为扩大化，除了大地主之外，稍宽裕点的普通人家也被强制卖田，有异议便以刑罚逼迫，致使民间骚动。

　　因为购田数过于庞大，南宋财政付不出购田银钱，就用纸币等充数，官府给的购田价甚至不到真实价格的十分之一。

　　针对南宋“楮币”（楮皮纸制成的纸币）一再贬值的困局，贾似道不惜赌上政治威望，又贸然启动了风险极高的货币改革，实则就是再发行一版纸币。

　　强制买田、查税、物价飞涨……新政全面铺开之后，引发了朝野内外的众怒。贾似道可能是高估了自己的威望，更可能是低估了本朝政制的痼疾之深，总之，贾似道新政在一两年间便败象已露。

　　景定五年（1264）七月初，也就是新政发端的一年半后，一颗突如其来的彗星划过大宋的天空。以彗星为契机，朝野各方人士对新政特别是公田法群起而攻之，朝中甚至有人直指贾似道擅权，抨击他入相以来朝政败坏，漩涡中的贾似道退意萌生，彗星争议发酵后便向宋理宗乞辞相位。理宗力保贾似道，一手终结了彗星政治风暴。贾似道保住了相位，公田法也未废止，但新政已然名存实亡。

　　贾似道政治生涯的前半程以奋发有为勇于任事著称，军事上破釜沉舟，政治上锐意革新，但彗星风暴后，因循苟且成为了他全新的政治标签，主动融入了南宋的苟安政风。

　　从此，贾似道就变成了我们在历史上更熟悉的那个消极无为的贾似道；而南宋最后一次清除积弊，自我革新的时机也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

　　刘整降蒙

　　严格说来，广义上的贾似道新政第一项措施并非“公田法”，而是景定二年（1261）针对军队推出的“打算法”。

　　所谓打算法，即核算将帅的军费开支，打击军中吃空饷的贪腐行为，节省军费。

　　将帅贪腐如此，军费难以为继，贾似道的改革算得上对症下药，以打算法节流，以公田法开源。

　　但贾似道的改革用心也并不纯粹，借打算法在军中打击异己的私心也昭然若揭。

　　更重要的是贾似道不仅高估了自己在军界的威望，也低估了军内贪腐的盘根错节，未经深思熟虑便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打算法间接逼反了知泸州兼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

　　刘整原本是金朝邓州人，蒙金战争爆发后，以“归正人”的身份投宋。所谓归正人，为南宋朝野对北方“沦陷区”南归者的统称，其中不无蔑视与猜忌之意。

　　作为归正人，刘整在军中本就受到防范与歧视，雪上加霜的是，他又得罪了贾似道在军中的亲信吕文德。

　　吕文德对刘整极尽打压之能事，恰逢此时军中推行打算法，刘整惶惶不可终日。

　　走投无路之下，为求自保，刘整遂密谋降蒙。

　　景定二年（蒙古中统二年，1261）六月，刘整以泸州等十五个州郡、共三十万户投降蒙古。泸州失陷，使川蜀地区宋蒙力量对比更加失衡，南宋在川两大重镇重庆府与嘉定府之间的联系几乎被截断, 各支宋军都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

　　更严重的是，投蒙后，刘整建功心切，将一切心力都集中于谋划“灭宋”之上，入朝时向忽必烈献上了灭宋版“隆中策”。

　　刘整的献策有两大要点：一是事不宜迟，从速灭宋；二是“先攻襄阳”，“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

　　刘整之叛宋投蒙，乃至攻略襄阳，是为归正人对南宋猜疑、歧视政策的总复仇，成为了作为蒙古攻宋的先导。

　　襄阳之围

　　在刘整的推动下，忽必烈最终确立了先攻襄阳的攻宋总战略。

　　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秋，襄阳之战正式开打。从一开始，蒙古人在襄阳的作战计划就是筑垒战。

　　当蒙古人在襄阳城外有条不紊地从容筑堡时，南宋在防荆襄一线的最高军事统帅吕文德却不以为意，没有立时出兵解围。

　　吕文德和宋廷的军事乐观主义来自两处：一是襄阳樊城坚如磐石；二是南宋水军实力远超蒙古，可随时大举赴援突破重围。

　　然而，吕文德低估了蒙古水军的造舰军备竞赛，更低估了忽必烈以倾国之力打造水军乃至攻克襄阳的不拔之志。

　　襄阳之战前后，忽必烈政权上下已逐步接受了这样一个原本陌生的军事常识：灭宋，必须扩建水军。

　　大造战舰的同时，忽必烈命刘整编练水师，操练出水军七万之众，与南宋水师相比，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果然，日后当吕文德醒过神来，派出水军大举援襄，却发现襄阳重围已坚不可摧，南宋水军的昔日压倒性优势也荡然无存。

　　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1269）十二月，吕文德因毒疮发于背部而卒，去世前每每长叹：“误国家者我也！”

　　吕文德死后，襄阳的命运系于两个人身上，一是深陷重围的襄阳守将吕文焕，二是贾似道。

　　对于援襄，贾似道的确也尽力了，从1268年到1273年，宋军援襄至少有十三次，而成功抵达襄阳的也有三次。南宋水军多次出动了数千艘战船、数万水军，也丝毫没有保存实力的意思。

　　但襄阳之围终究是解不了。忽必烈为了襄阳也使出浑身解数，据《元史·世祖本纪》统计，自元军正式围攻襄樊以来，征兵、征粮的记载不绝于书。有一种说法是，襄阳之战耗费了蒙古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依靠秘密武器“回回炮”，至元十年（宋咸淳九年，1273）正月，元军最终攻克了樊城。

　　次月，蒙元将回回炮从樊城运到了襄阳城下，又对襄阳发动了最后总攻。深感大势已去的吕文焕最终于当月举城投降。

　　吕文焕以孤军守襄六年，粮尽援绝而降，在襄阳最后的时光中，每次巡城，皆南望恸哭。

　　襄阳失陷，是决定蒙宋战争走向的最关键一战。其一，蒙古实现了刘整“浮汉入江”的战略规划，再借助此战中崛起的水军，灭宋明确了最清晰的路径；其二，南宋各路军队在添油战术式的援襄中元气大伤，与元军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三，随着吕文焕降元，南宋军力最为雄厚的吕氏军事集团进入变节进行时，蒙古顺江而下时，如《新元史·吕文焕传》所述，“时沿江诸将，多吕氏旧部，争望风款附”。

　　丁家洲之败

　　至元十一年（宋咸淳十年，1274）九月十三日，蒙元中书左丞相伯颜统率二十万大军，自襄樊大举征宋。

　　至十二月，蒙古人在阳逻堡摧垮了南宋的长江防线，成功渡江。很快，元军兵不血刃拿下鄂州。

　　鄂州失守之后，南宋沿江诸城军心浮动。失守败报传来，临安太学生群情汹汹，催促贾似道亲自出师。

　　此时，南宋朝野对贾似道虽有诸多不满，尤其是屡屡拖延亲自出师，但潜台词是，他们认为贾似道才是南宋最后的希望。

　　宋人普遍抱有这样一种期待：只要贾似道出师了，仍然能够像多年以前的鄂州之战那样，力挽狂澜重挫蒙古人。

　　鄂州之战的军事神话半真半虚。至少是贾似道本人，对所谓的力挽狂澜充满疑虑，或者说，有着清醒的认识。否则，他又何必百般拖延，早就亲赴前线抢战功了。

　　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十六，贾似道在朝野的重重压力之下，亲率从诸路调集的精兵十三万，战舰两千五百艘，离京西上，迎战一路势如破竹的元军。宋祚存亡，在此一战。

　　出师前，贾似道或许是效仿诸葛亮，向年仅四岁的宋恭帝呈上一道《出师表》。

　　二月十六日，元军进抵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东北），与驻屯于此的宋军对峙，筹备决战。

　　二月二十一日，元军自忖时机成熟，便对宋军发动总攻。

　　宋军的溃败是雪崩式的，大将夏贵见前军溃散，为求自保，不战而退，驾快船东走，经过贾似道座舰时竟也没停船汇合，只是大呼一句“彼众我寡，势不支矣”，便不管不顾地走了；贾似道闻之仓皇失措，遽然鸣金收军，进一步加深了宋军的溃败程度。

　　贾似道依靠鄂州之战所获得的那些或真或假的荣耀，都在丁家洲丧失殆尽。

　　随贾似道声望而流逝的还有南宋的国运。

　　在丁家洲，南宋丢掉了最后一支可以与元军对峙的主力军团；南宋“江东诸郡皆下，淮西滁州诸郡亦相继降”。

　　襄阳之战后，南宋亡国事实上已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但在精神上，南宋朝野仍未放弃，将最后希望寄于贾似道一身，相信会有奇迹发生。

　　而贾似道一败，除了少数如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这样的忠臣之外，南宋士人已普遍接受了国亡在即这个残酷的事实。

　　尽管，忠义之士的气节仍熠熠生辉，南宋流亡朝廷的坚韧依然令人动容。但那只是历史的倒计时。

　　□张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