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中的情愁

　　□书评人 刘蔚

　　如果不是那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中国读者对卢旺达这个东非小国的认知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其残暴和令人发指的程度，仅次于二战中的南京大屠杀与奥斯维辛集中营，举世震惊。表现这一当代史重大事件的，较有影响的有电影《卢旺达饭店》；文学作品中，近年来则出现了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百日》，作者是来自并非文学大国的瑞士德语作家卢卡斯·贝尔福斯，因而让笔者对这部作品有了双重的关注。

　　小说有两条情节线交织构成：一条线索是主人公戴维·霍尔作为瑞士对外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卢旺达履职的百日期间，耳闻目睹了胡图族杀死80万图西族人的浩劫及其引起的心灵震撼与反思；另一条线索则是霍尔与美丽的非洲少女阿佳忒的情爱纠葛，凸现个人的情感与命运在时代悲剧中的沉重与荒谬。

　　霍尔与阿佳忒的萍水相逢、聚散离合，三次出现的鸭头伞把造型的太阳伞充当了见证物，宛如戏剧中串起剧情的某个道具。阿佳忒从一名贪慕虚荣的美少女变成种族屠杀组织的女魔头，实际上折射了卢旺达从一个平静美丽的国度蜕变成人间地狱的历史进程。

　　她出身在一个名门望族，父亲与总统家族沾亲带故。优渥的家庭使她有条件到比利时接受欧式教育，迷恋上了欧洲的时尚与现代生活，与家乡的闭塞和落后日益格格不入。

　　父亲让她嫁给粗鲁好色的堂兄，更让她不堪忍受。她渴望成为欧洲人的妻子，“麻雀变凤凰”，去过她朝思暮想的舒适时尚的生活。这是她与霍尔交往的前提。

　　与霍尔对她一见钟情相反，她对霍尔并没有多少爱，曾赤裸裸地回答他：我对小伙子感兴趣。大屠杀发生后，她很快接受了貌似革命、实则为种族主义思想的观点，并成了种族大屠杀的忠实实践者。

　　《百日》的独到与深邃之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种族主义暴行简单的道义谴责上，也没有以欧洲人惯有的文化优越论的眼光居高临下地审视“非我族类”。

　　瑞士并没有殖民历史的包袱，以中立、富裕和爱好和平闻名于世，但作者依然以冷峻的笔调、深刻的思辨，对瑞士、对欧洲以人道主义为名、实则失败了的援非政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拷问和反思。

　　因为，卢旺达一直是瑞士对非援助的重点和引以为自豪的成功典型。在瑞士人看来，在他们的民主思想熏陶与经济援助下，卢旺达已然成为“非洲的普鲁士”。

　　那里风光秀丽，人民友好，遵守秩序。当政者虽然是政变军人出身，但大度开明，平易近人，雷打不动地参加每周一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然而，当旷世惨剧发生后，人们才发现，正是这位貌似“勤政爱民”的总统精心策划了针对敌对的图西族的种族大屠杀，其运筹组织的严密细致、有条不紊，却是从前殖民地宗主国（比利时）以及后来的援助国（瑞士）那里学来的手法，“他们把我们教的知识统统付诸实践，学会分析情况，找出解决方案，创造条件，准备物资、器械，制作名单，培训人员，确定行动流程，把垃圾（死尸）扫到一边。他们行动时有条不紊，果断坚决，没有丝毫仓促……”。

　　霍尔恍然大悟，“我们的美德与当地人的罪恶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依存的共生性”。尤其是，霍尔自己也不自觉地成了这场暴行的参与者。他的花匠仅仅是为得到霍尔的图西族女佣的一辆自行车就杀了她，霍尔愤怒不已，为了惩罚这个杀人凶手，他默认民兵组织带走并处死了花匠。“由于想保持公正，结果我犯了罪。因为犯了罪，我感到自己是公正的”。

　　如此痛苦的二难悖论就发生在来自民主、文明国度的霍尔身上，足以让他的精神崩溃；反射出的却是欧洲对非援助政策宣告失败的缩影。

　　《百日》是一本让人沉重、也让人清醒的好书。它的成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的时代需要优秀的政治小说。

　　前有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的代表作《公羊的节日》为证，后有《百日》可资借鉴。而从关注现实生活、敢于担当、胸怀天下这几点来说，中国的作家可以从中学习到许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