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人的美学

　　□书评人 龚伟

　　众所周知，成书于中国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以陈寿所著《三国志》为蓝本，从汉末的黄巾之乱开篇，至三家归晋完结。

　　或许是历史与地缘关系，或许作品所表达出忠君、尚武的内涵更受日本人的青睐，传统上不断汲取中国文化的日本自然是不会放过这样优秀的作品，据资料所示，《三国志通俗演义》早在三百年前就流入日本，1689—1692年期间更是由日本京都天龙寺僧人义辙与月堂兄弟以湖南文山为笔名，采取文言体日文译成《通俗三国志》刊行于世，起初只在日本上层社会流传。随着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需求日增，逐渐流于民间，吸引更多日本学者重新翻译与整理。而真正走向民间并使之具有广泛影响的，应该归功身为日本文学泰斗、享有日本国民作家与大众文学第一人美誉的吉川英治。

　　在此之前，尽管三国故事在日本流传颇广，但多为古话本，吉川根据中国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重新演绎使之大众化的努力才能够让三国的影响成倍剧增，使日本民众更加喜爱与关注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

　　吉川英治曾经以随军作家的身份两次到过中国，从北到南的游历使之创作思路大开，中国地理的博大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悠久对其产生巨大影响，在创作中国题材作品期间，这些经历使从小就对中国文化抱有兴趣的吉川在下笔时充满活力，更直接促使他下笔创作《三国》。据吉川英治自己所述，他在少年时期就沉迷于久保天随所译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立志写出一本更为通俗更符合日本人阅读的三国志作品。

　　在他完成鸿篇巨作《宫本武藏》后不久，他的愿望在1939年终于初步实施，由他改写的小说《三国》连续5年在报纸上刊行，直至1943年才正式完成，书成之后堪称当时日本文学中规模最大的中国题材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成功也直接促进吉川英治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蜕变，使之创作之路焕发新生。其产生的化学效应是不但风靡日本上下，更直接影响到后世日本作家如柴田炼三郎、陈舜臣等人对于三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不断追求。

　　事实上，吉川英治本人并不懂中文，因此他是根据日译《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来进行再创作的，同时将个人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延伸至作品中，三国这段动荡的历史给予其极大的发挥余地。在他看来，三国时期动荡的原因除了天灾就是人祸，宦官乱政与诸侯的野心促使乱世的提前到来。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他创作期间恰逢中日战争，中国依然是深陷战乱之苦。

　　凭古论今，联想到当时中国的境遇，他认为尽管三国的历史已经远去，却依然可以成为读懂当下中国的一面明镜。何况三国的故事与人物至今依然存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因此，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之外去解读三国人物是其核心所在，依照这一判断，吉川《三国》明显更加注重对人物形象的补充与解读，更具有人性与特色，对于不同人物赋予不同的生命与使命，在历史舞台上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更为明显。

　　小说的开篇以刘备为母购茶点出其忠孝本性，官僚的腐败与压榨、饥荒与战乱带来的种种非人道的痛苦让他立志拯救万民于水火，此后的建立义军、反抗董卓的暴政以及谦让徐州的一系列举动都是源自于此。有趣的是，吉川甚至在小说中为刘备安排了一位美丽动人的红颜知己，不但进一步丰满了刘备的造型，更符合人性的需求。

　　与之相同的还有曹操形象的刻画，在吉川的眼中，曹操是典型东方式的英雄人物，而非中国传统刻画下一意贬低的“汉贼”。有血有肉有抱负的举止遍布全书，进而探索曹操的精神世界，他可以在一念之间灭人全家，也可以在政治诉求上留有余地，甚至可以在战败时痛哭，而后又恢复斗志向自己的理想前行。可以说吉川重新塑造了曹操的人物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是民间话本，却讲究七实三虚，往往更注重历史的真实。吉川则更进一步，忠实历史的同时也尊重小说情节延伸书写的自然性，小说中刘关张桃园结义就并非简单的义气相投，而是彼此经过长时间的交往与观察来成就的。由此可见，吉川的观点更注重现实的理解，治乱兴亡的根源尽管要从人本身出发才得以解决，但人是摆在第一位的。尽管这一点与传统《三国志通俗演义》诉求的战争场面、历史更迭与政治倾向大相径庭。

　　当然小说始终是小说，文字化处理必然涉及到文学所必须具备的美感。吉川英治视《三国志通俗演义》为诗，因此抛除中国人更为关注的谋略厮杀场景以及中国说书人叙述开场的桥段，加以大胆的改良。

　　最为明显的是将人物对白作为推进小说前行的动力，将人与事对应起来。这些词汇量惊人的对白不但有人物内心的心理分析之效，更兼有吉川本人对于世事与人生的慨叹，这一点在以往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原作中是看不到的，既是日本文学理念在改写中的体现，也是吉川英治个人化的努力。因此，小说的进程如行云流水，文字的清新隽永又使之同时具备古典与现代的双重韵味，极具艺术个性，难怪日本文学评论者亦将吉川的文字赞为“百万人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