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诗的见证”

　　□书评人 桑克

　　壬辰新年，按照我私人读书的角度，我愿意将之命名为米沃什年。

　　这个命名当然非常个人化。而个人化，往往被一些蓄意强调大义的人认为是没有历史性的表现。但是我非常迷恋这种个人化，而且你不能据此就批评我自恋。

　　个人化是基于认识，自恋则是基于情感。它们分属不同领域，就如同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说明的，“普遍性的理念”可能存在着致命的问题。“那些坚持以原则之名屠杀柬埔寨人的年轻食人族，曾毕业于巴黎大学，他们只不过是试图实践他们学来的哲学理念。”

　　那些看起来相当理想化的极端左派可能就属于这一类人。坊间分析也曾说过，德国产生纳粹的原因就在于德国人的理性太强了，而缺乏基本的怜悯。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我不清楚，不过其中的合理性是明显的。怜悯可能没有原则，而理性却容易造成鲜血淋漓的局面。现代的屠杀计划，大都是来自于精心谋划，而不是一时冲动。

　　《诗的见证》这本书，是米沃什1981年到1982年担任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教授的时候写的。《新标准》杂志说“米沃什这六个讲座的重量和意义怎样高估都不为过”。当然如此。所以在新年旅行中，我一直带着这本书，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大块的阅读时间基本是从候机厅和机舱的嘈杂之中挤出来的。

　　黄灿然写的《译后记》值得思考。而且他有他的翻译习惯，他知道“东方基督教”和“东正教”的语言差异，一个是地理性的，一个是历史性的。只不过大多数人倾向于后者。

　　马高明1986年曾经译过《诗的见证》的第一章“从我的欧洲开始”，他把“笛卡尔大街”译为“德斯卡茨大街”。这不是对错问题，只是选择与习惯。就如“维尔纽斯”与“维尔诺”其实指的都是同一座城市，但它并不妨碍米沃什，自在地坐在学者们之间讲述他对诗的认识——“不是因为我们见证诗歌，而是因为诗歌见证我们。”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见证诗歌》，与伟大的米沃什自然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从某个角度似乎可以说明，“见证”早已成为当代的文学主题之一，它肯定会涉及历史辨析与社会改革等诸多问题。

　　米沃什一方面是绝对的，一方面又是怀疑的，而后者赋予他更多的精确性。比如他会强调，“诗歌的见证要比新闻更可靠”。而布罗茨基在《奥登诗〈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析》中也说过类似的意思：“诗歌不是报导，它的消息应该具有永恒的意义。”他们这些话其实并非有意贬低新闻的价值，只不过是在显示彼此的差异而已。又比如米沃什还会表现自己的困惑与质询，甚至悲伤：“那位写了一卷卷公众看不懂、一卷卷无人阅读的小诗集的作者，是很难从这样一种信仰中获得什么安慰的。”

　　米沃什的讲座具有诗人的特点，范围广阔，含金量高，所以我的笔记也就跟着丰富起来，这也就是说，他不断刺激着我的思考。每一个衍生的问题其实都可以继续思考，而不仅仅限定在他试图勾勒的问题核心。比如他强调密茨凯维奇的重要，就不限于波兰诗的范围。

　　巧的是，在读《诗的见证》之前，我收到波兰密茨凯维奇学院寄赠的有声读物光盘，里面全是米沃什的作品。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的联系，波兰人看得更透彻，我们不必深言。

　　米沃什精辟的见解在书中更是随处可见，比如“二十世纪给了我们一件测试现实的最简单的试金石：肉体痛苦。”这是一句直指本性的话，我看了之后大吃一惊。

　　《诗的见证》中文版的封面，使用的是比尔·伍德罗1995年的铜雕作品《聆听历史》，一颗头颅与一本书被绳子捆在一起，书贴在头颅左耳的位置。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用的也是这个雕塑，只不过拍摄角度比《诗的见证》封面更压抑一些。在封三，我看见“米沃什作品系列”之中赫然列着即将出版的《被禁锢的头脑》中文版的字样，心里又泛起一阵激动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