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要死几次？

　　□书评人 张志忠

　　阅读黄国荣的《碑》，让我想到了如上的标题：英雄要死几次？《碑》所选取的边境战争战俘的题材，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无疑是具有挑战意味的。它所面对的，既有文学自身在处理此类题材上的经验匮缺，也有社会生活对呈现边界的限制。于是，作品的主人公邱梦山，就必须面对着陈旧的、但是根深蒂固的社会歧见，作家自己，则是要在这片荒芜的领地上，拓展出一条富有创新性的道路。这种创新，既是时代的，也是文学的。

　　有战争，也必然会有战俘。但是，在强调取义成仁的价值观支配下，战俘，是个非常难以处理的题材。我们受到的文学影视教育，大都是宁死不当俘虏，危急关头就与敌人同归于尽。

　　在50-70年代的文艺作品中，战俘形象是基本空白的，除非是那种被俘后已经叛变，又再度潜伏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如《洪湖赤卫队》中的王金彪者流。进入80年代，先是有电影《一个与八个》，后来有《志愿军战俘纪事》，都是聚焦于不同时代的战俘的苍凉命运。21世纪之初，远行美国的哈金，以其《战争废品》，再度揭开了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战俘的累累伤痕，但此书至今尚未与大陆读者见面。从基本空缺到争议不断，显示了时代的演进，但是这种演进仍然是沉重得令人窒息，讳莫得不近人情。战俘题材，本来是文学的富矿，从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到获奥斯卡电影奖的《桂河大桥》，其发掘的人性深度和崭露的艺术潜能，都令人拍案叫绝，中国的作家，却仍然无法在这一题材上大展身手。是现实使然，还是知难而退？

　　就此而言，黄国荣在近些年来，一直是个具有强大活力和可成长性的军中作家。他的作品，不曾大红大紫，但是，其内在的探索思考，惨淡经营，却是非常独特而鲜明的，虽然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仍然在不停地进行挑战，挑战社会成见和文学成规，更是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不肯沿着驾轻就熟的写作路径自动延伸，一定要闹出点新的动静来。其大器晚成，可赞可叹。

　　英雄的连长邱梦山，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中，面对上级的错误命令导致大批战士无谓牺牲的鲜血，敢于独抒己见，以临危请命、立军令状的方式，以最小的牺牲，夺取了战场的胜局，他的英雄形象，由此脱颖而出。但是，他在战场上死过一次之后，阴差阳错地做了俘虏，又被误认为是与他面貌相似的战士石井生，得以在交换战俘中回到部队。比起当年的志愿军战俘，他已经非常“幸运”，被部队接受，而且还得到了“提拔”，成了军官。但是，罗马不是一个早晨建成的，陈腐的传统观念仍然在作祟人间——仅仅是将其归诸传统观念，已经远远不够了，传统之所以能够活在人们心中，正是因为它正好迎合了人们的某种阴暗心理：掌握他人的“隐私”把柄，摈斥他人的独立人格，以驰骋自己的“自由”意志，凌驾于他人之上——于是，邱梦山仍然被划入另册，仍然经常要遭受人们的白眼和讥讽。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政治排斥，似乎大幅度地减弱了，他的党籍和军人身份得到保留，表明了时代的进步；但是，在那些心思不正而又千方百计地进行钻营的人们看来，这是将邱梦山这样的具有威胁性的人物，从经济竞争中予以制裁的一张王牌。相反地，站在正面的立场上的人们，对这一现象，仍然无法理直气壮，无法争得完全平等，更何谈需要充分尊重，需要充分补偿呢？

　　有战争就有战俘，但是，对待战俘的真正理解和高度认知，却不知何日到来。像邱梦山，在战场上已经死过一次，走进战俘营，又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暴虐，他们已经是双重地受到伤害，一旦归来，理应得到加倍的补偿，但是，邱梦山却陷入新的困境。作为儿子，无法与父母相见；作为丈夫和父亲，只能是远距离地在绝望中守望；作为一个希望在社会生活中重新崛起、重新证明自己的普通而又不普通的人，他虽然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努力，却仍然不得不被逼迫辞职，远走特区。

　　邱梦山的意外死亡，缓解了作品所揭示的巨大矛盾，也让善良的读者松了一口气。一个人能够死几次？为什么要让邱梦山这样的英雄，再次付出生命，才会真正重返社会，真正被社会所接受？战俘常有，而邱梦山不常有，其他战俘的命运，又将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