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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团体问责政府

2012年03月11日 星期日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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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31日,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右)出席议会会议时面容憔悴。菅直人对福岛核电站危机的处理备受质疑。
“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负责人之一船桥。

  “明知是不能控制的技术,为何还要持续采用?”

  “本应保护国民安全的政府,为何没能履行好监管的职能?”

  日前,一个由专家学者组成的30人民间团队,成为日本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个名为“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的团队,出台了自去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以来,首份最完整的核事故调查报告。

  专家组建独立调查团

  去年3月核泄露事故以后,在日以继夜的展开抢修作业的同时,针对这一事件的三个调查团队,也先后展开工作,他们分别是由政府成立的“事故调查/检证委员会”,由国会成立的“事故调查委员会”,以及北泽宏一所在的民间独立调查委员会。

  民间调查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独立性。

  “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称,“成立民间调查委员会的目的,是由与核能事业没有利益关系、立场自由的民间人士,脱离司法、立法、行政以及企业的立场,对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事故进行独立调查。”

  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是核能领域的专家教授,以及知名的法律学者,如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真理子,著名律师但木敬一等。

  尽管只是一个民间调查委员会,但30多名调查人员获得了莫大的调查权,他们有权对政府、国会,核能主管机构等所有与核事故相关人员进行调查问询。

  从去年9月开始,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委员会的专家先后调查了300多名与核事故处理相关的人员,如官员、核能管理人员、核电站工作人员等。这些人一一接受了调查组成员最长达3小时的质询。

  在接受调查的人员中,几乎涵盖了核事故发生后所有直接参与应对的政府高官:如前首相菅直人;前内阁官房长官、现任经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前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环境大臣细野豪志,以及政府核能部门的负责人,如核能安全委员长班目春树等。这些政府人员,均对事发后的情况了如指掌。

  指责前首相顾小失大

  在多方调查和事实应证的基础上,2012年2月28日,委员会正式发布了长达400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救灾大本营——菅直人政府。

  报告称,“在核能安全问题上,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东京电力公司而言,在技术、理念以及事故应对上都存在不足。”

  对于前首相菅直人的应对危机时的表现,报告的用词甚至更为激烈,“在事故发生时,以菅直人首相为首的首相官邸的应对‘无益地混乱,且压力巨大,加剧了危机恶化的风险,纯粹是临时抱佛脚及后知后觉的危机应对。”

  报告还认为,作为当时日本最高行政长官的菅直人,过分地介入到需要专业常识的核事故应对中,对于控制危机几乎没有什么效果。2月28日,作为委员会负责人的北泽宏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根据委员会的调查,“首相官邸过分介入到现场抢救工作,此举(对控制危机)几乎没有作用。”

  报告详细披露了菅直人当时如何事无巨细地介入抢险,报道称,福岛核电站遇海啸当晚,首相官邸紧急下令调集数十辆电源车驰援核电站。而菅直人则就电源车抵达时间和路线不断作出详细指示,如“在哪里?有几辆?”

  得知核电站需要电池时,菅直人直接用手机联系前方:“多大的电池?长多少米?”一名当时在场的首相官邸官员在接受调查时告诉独立检证委员会成员:“当时就感觉,首相去管这么琐碎的事,那国家怎么办?”

  菅直人承认应对失败

  “菅直人在应对危机时的确做出了成绩”,北泽2月28日对媒体说,“但另一方面,其在信息公布方面及过分关注抢险现场事务,实属失败(之举),总体而言,他在危机应对方面并不合格。”

  与民间调查委员会的结论不谋而合,去年底,由政府主导的事故调查委员会发布的中期报告也同样指出,核事故发生后,首相官邸应对混乱是事故扩大化的原因之一。

  3月1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社论,督促日本政府严正对待两大调查委员会的问责报告,“两个调查委员会均严厉拷问政府(在应对核事故中)的责任,所有政府相关人员必须认真加以对待。”

  面对民间调查委员会的问责,菅直人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自己对核危机应对“失败”。“事前的准备非常不充分,因此,从准备不足方面而言,的确是大失败。”

  (百千)

  ■ 对话

  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负责人船桥:

  政府不该隐瞒真相

  “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负责人之一船桥洋一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政府在危机时刻向民众隐瞒真相,就犯下了最基本的错误。

  记者:怎么评价政府当时的危机管理?

  船桥洋一:福岛核危机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徒劳、没有任何可行指导的特殊情况, 在那个情况下,谁是领导是决断性因素。菅直人当领导者是日本的幸运。

  记者:这次危机怎样检验了日本民主的成熟度?

  船桥洋一:危机发生时的第一考验是政府面对危机的领导能力,最可能缺乏的是与市民建立伙伴关系以应对危机的愿望。比如,政府没有试图对民众解释危机情况并提供相关信息。当不掌握信息时,政府应该告诉人们什么很重要。这对日本政府来说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总是希望被认为是无所不知的。

  接受采访时,枝野幸男说出了他面对的最困难的境况:3月12日福岛1号核电站爆炸2小时后,他们没有得到相关信息,但记者在不停追问政府为什么没有给出解释。由于没有任何数据,枝野幸男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问题演变成了政府是否愿意与民众交流的问题。

  当政府害怕向民众说出真相会引发恐慌时,他们就犯下了最基本的错误,也会失去民众的信任。(韩旭阳)

  核危机应对“五宗罪”

  1、因为首相官邸插手现场抢险,引发混乱,增加了事故恶化的风险。

  2、基于9·11事件制定的紧急事件应对措施并未在核事故后得到体现。

  3、地震发生后,核电站内工作人员缺乏镇定,应对失策。

  4、在核辐射信息公布方面,文部科学省及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回避责任、应对不力。

  5、在航空监控方面,文部科学省和防卫省合作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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