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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先生记者出身,像战士,有侠气,然不盲目,有古风,然不迂阔。在我看来,黄裳先生代表了中国文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所谓“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
□书评人 张耀宗
黄裳先生是北京三联书店的“老主顾”。黄裳先生曾经在“老朋友”六十周年店庆的时候,写了一篇《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这篇文章收在了“老朋友”新近为其出版的《来燕榭文存二编》当中。无论对于“爱黄裳”的人还是对于三联的读者来说,能够读到、能够在这个时代遇到这样的书与人的故事,实在是一种幸运。
这本文存里面除了几则1950年左右写的旧文以及黄先生最为拿手的“读书记”之外,最为吸引人的则是怀人之文和“争鸣”文字。这些文章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黄先生回忆汪曾祺的两篇文字,这两篇文字和先前写的《故人书简——忆汪曾祺》是一个系列。汪先生是我的乡贤,他的为人和为文我是十分喜欢和关注。黄先生风趣地说:“我曾‘警告’他不可沉湎于老北京的悠悠长日,听鸽哨而入迷,消磨‘英雄志趣’”。子曰:“友直,友谅,友多闻”。汪先生能有这样的朋友,是一种幸运,黄先生能有汪先生那样一位精彩的朋友亦何尝不是一份弥足珍贵的人生厚礼。
但是,我最钦佩的还是文集里面的那些“争鸣”文字。当年唐弢先生在黄先生《旧戏新谈》的跋文里面说:“常举史事,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情感,虽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文章也就等于看戏,等于看世态,看人情,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界,有心人当此,百感交集,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判断对于现在的黄先生的文章依然是一个十分恰切的注脚。
黄裳先生记者出身,像战士,有侠气,然不盲目,有古风,然不迂阔。在我看来,黄裳先生代表了中国文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所谓“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在当今的文化生态之中,不知我们是否还能屏息倾听黄裳先生批判的力量。
我们现在似乎喜欢谈“态度”谈“理性”,作壁上观,这实际上是躲避真实问题的修辞技巧而已。道貌岸然的君子多了,装模作样的雅士多了,我们偶尔遇到像黄裳先生这样质朴的清劲文字的时候,真是想其为人。黄先生喜欢那些通脱、有关怀,敢担当的人,正所谓是同气相求。我们现在往往在犬儒与雅士、叫嚣之士与真正战士之间迷茫至久,左右摇摆,莫知所从或者干脆一头钻进书橱,两耳不闻天下之事,还自觉得意。其中种种情实,想一一辨清也不可能,好在此时,我们还能读到黄裳先生的这类文字,黑纸白字,文情意蕴都在其中,不需多言。黄裳先生敲打酸腐文人,冷眼热心观世风,从少年时代一直到九十之年,一以贯之,不改其志,我这后辈小生一路读来真是不胜唏嘘,自愧亦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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