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募与勒索

　　【1912影事】

　　在革命军政府的强制募款面前，反而是租界在保护治下民众免于恐惧的权利，这也是民初的一大讽刺。

　　保皇党张勋的塑像竖立在上海张园的大门口，如果捐款1元，可以打他一耳光，捐款100元，则有资格一拳将其放倒。张园内，连续三天文娱演出，每天都有千人左右花一元钱购门票观看。有一个叫梁心竹的歌女，还准备以自己作奖品，嫁给抽中彩票的男子——彩票5元一张。这些钱将用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经费。

　　1912年的元旦，共和降临。革命党营造着改天换地的新氛围，而上海城内，却有不少家产殷实者正陆续迁居公共租界。他们怕极了募款。

　　养着大批兵员，民国临时政府需要钱财充当军费。有些所谓的义演，因民众不买账，甚至是亏钱的。1912年1月24日在上海福州路丹桂舞台的一场演出，只收入276元，而支出就达450元。所以，他们还需要向商户伸手要钱。革命党常常下发一个通告，就把各客栈一天的营收全部认“捐”了。

　　对富人而言，避走租界是一种选择，抗议是另外一种选择。1月5日下午，上海丝经同业公所在知名实业家杨信之的主持下，60名湖州商人聚集一堂，表达对强迫捐款的不满。几天前，110名商人被宝山军政府邀请到温州会馆，在大门紧锁且由武装士兵看守的情况下，革命军首领李徵五令手下以手枪相威胁，要求与会者捐款51万元，从下午1点一直到晚上11点，失去自由的商人们连饭都没能吃上，只好签署了保证偿付捐款的期票。

　　杨信之此前曾资助同盟会革命经费，包括陈其美赴日留学，他也助力甚多。此次受此胁迫，当然心有不甘。在1月5日的会议上，他们决定致函已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质问如此侮辱知名绅商的行为，是其下令否？出于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他们要求陈其美废除枪口下签署的期票，且撤走驻扎在湖州会馆的驻军。不过，这些商人又保证，四天后他们将志愿筹款，款额将不少于51万元。

　　4天后的募款现场出现了陈其美的身影。经过讨价还价，捐款数额降至40万。陈其美给出了“建议”指标：拥有1万元家产的捐100元，100万元者捐4万元，200万元者捐10万元。

　　能表达一下抗议的，都是相当有实力且多少和革命党有些交情的商人。至于中小商户，多半根本没有谈判的本钱，即便避走到租界内，也摆脱不掉勒索与敲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葛雷在杨信之等人开会抗议当天，曾给比利时总领事兼领袖领事西弗尔特去函汇报“革命党今正在上海县，特别在租界内进行募捐”的情况。他说：“劝募与勒索之界限几乎难以分清……殷实华人收到募款通知后，就有自称革命党代表的人再三来访，不胜其烦……”

　　在这封信中，葛雷说，为革命党经费募集志愿捐款，外国当局本无异议，在以往的两个月内，也采取了“合适的中立态度”，但工部局亦有责任“尽力保护租界全体市民免遭强力胁迫，而向革命运动做出违反本人意念之捐助”。此信之后，西方领事团向民国临时政府发了抗议信，而上海外事代表温宗尧则回函表示，“那些目无法纪的行为，其动机我们绝不同意。兹谨奉告我们对制止再次发生类似情形之迫切心情与外国友人是一致的……为禁止租界内的非法活动，愿与工部局全力合作”。

　　在革命军政府的强制募款面前，反而是租界在保护治下民众免于恐惧的权利，这也是民初的一大讽刺。

　　强制募款，已经令人头大。更严重的是，这笔钱到底用到了哪里，没几个人能说得清楚。坊间有传言，陈其美掌控的沪军都督府，账目金额亏空，且说不清亏空原因。这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待到1912年5月底，在上海京江公所举办的千人会议上，很多人发言指称革命募集的大批捐款，已经被陈其美、李平书（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局长）贪污，人们经常看到他们出入妓院嫖娼，导致募款账目无法公开。

　　无论这些募捐来的款项有多少用作了军费，总之它是不敷支出的。革命党还需要其他办法筹措资金，包括绑架。那值得另起篇章讲述。

　　韩福东 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