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中的世界观与人心曲直

　　□书评人 杨葵

　　我于历史研究是门外汉，但平日喜欢读历史研究著作，一则对一些关心的历史真相有好奇；二则喜欢通过不同学者对待历史叙述不同的态度，体会时代之变迁、人心之曲直。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关心。按理说，这一微观史学领域，因为年代并不久远，文献资料留存很多，研究开始得又早，还有大量亲历人健在，应该不是太大的难题。也正因此吧，杨奎松教授初碰这一题目时，“一位资深的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明确告诉他，“有关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

　　但是读完杨奎松教授的《西安事变新探》，不禁要在这个资深专家的结论后边加一个“吗”——关于西安事变，真的写清楚了吗？

　　长处有时恰恰是短处。关于西安事变，有太多亲历者的回忆，可是如果没有更高层面的成熟历史观、世界观做指导，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反而会变成短处。

　　最明显案例不过蒋介石关于那段日子的日记，目前可知至少有三个版本：事变后公开发表的《西安半月记》；保存在台湾“国史馆”的《困勉记》；还有前些年刚公开的日记手稿。其中细节差异极大，单拎出哪一条，都算第一手材料，可哪个也不可全信。

　　再如，西安事变期间，刘鼎先生一直作为中共联络员守在张学良身边，亲身参加过延安会谈等一系列大事，日后还做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关于西安事变的诸多史实，他有回忆录，多年以来被研究者广泛征引作为证据。但是，经过杨奎松细致考证，发现回忆录里不少疑点。正如杨奎松在本书前言里所说：“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事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依据，它们通常不是那么可靠的。”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历史研究中，如何看待所谓第一手资料。就拿亲历者的回忆录来举例，回忆录写作的时代不同，作者对某些内容有意避讳，会导致片面、不严谨。具体说西安事变，当年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关系特殊，陕北方面不少决定尚受“国际”左右，而有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段历史曾被有意回避。再加上张学良长期被软禁这一特殊原因，内地方面有些话不宜直说、全说，又让这段历史的细节变得更加波谲云诡。如果对这一点不予正视，当然无以得出可信的结论。

　　再有，回忆者的文化知识水平、人生修养程度，也会直接影响回忆录中史实的准确性。比如记载张学良当年某句牢骚话，由此断定“张以为他背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这里边，有好几层的“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张说的话怎么理解是第一层；回忆者当年听到，日后再复述时的环境、心境又是一层；记录者的归纳总结是第三层。依我看，“背黑锅”这样的结论，不免显得有点家长里短，如此理解，不可不信，但也绝对不可全信。

　　这正是我想提出的历史观、世界观问题。坚持可以完全、彻底地还原历史真相，就如同坚持认定这世界非黑即白一样，是世界观幼稚的表现。“往者不可复”，所谓历史真相，我们或许可以随着时代变迁，可以无限接近，但却永远无法完全、彻底复原。顺便说一句，此书的书名中的“新探”二字，正是一种成熟世界观的体现。

　　至于文章开头说的“人心曲折”，更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纵观杨奎松教授著作中涉及到的大量相关著作，有谨小慎微、十条论据得出半条结论的；有争当时代弄潮儿、冒冒失失一条证据得出十条结论的；还有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顾左右而言他的……而这一切，都在杨奎松缜密细致，又据理直言的刚正不阿面前，毕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