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教书的副教授也挺好

　　【文化谭】

　　复旦大学推出新的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在评定教授职称时不仅仅看论文数量，论文体系之外的“代表作”同样可以拿来申报职称，只要学术成果足够充分。消息一出，众人叫好，北大教授张千帆则认为，“一辈子做个副教授教教书也没有什么不好”。

　　评级的本来意义是对研究者水平的一种行业承认，对于研究者本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也和研究者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威望等切身利益直接挂钩，在国外更是关系到终身教职。对于大学来说，评级是衡量与评价研究者水平的标尺，也是促进和提高研究质量的手段。对于社会来说，评级的意义不仅在于标志研究者个人的学术水平，更在于在整个社会昭示学术界的信誉。

　　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就是学术评价正在失去信誉。教授、博导一大把，似乎谁来只要混够年头、凑够数量就能评教授。高级职称对于社会不能传递任何信息，对于研究者个人也不再意味着和水平相称的荣誉。相反，它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既然谁都能做教授，做不上意味着没本事、丢面子，大学里谁都来做教授，整体学术水准进一步失控。

　　虽然我认为复旦的措施有助于打破数量主义，但是否能公正实施尚无定论，因为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无所不在。即便是匿名评审，因为学术圈是小团体，各自的工作、风格都彼此熟悉，不看名字有时也能猜出是谁的作品；特定领域的著名学者寥寥无几，打招呼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加上社科人文领域的评价主观成分更大，什么构成教授、副教授的标准也不统一。事实上，就和高考一样，数量主义正是为了杜绝人情关系设置的，只是这样机械的评价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必然扭曲变味。代表作评价机制更加合理，但是自由裁量和主观性也更大。

　　据说，“代表作”机制从2010年起在复旦个别院系试点，去年在文科院系全面实施，今年酝酿在全校范围内推广。这两年来共有40多名教师申请通过“代表作”评审制度晋升高级职称，但真正成功的只有三分之一，有近一半人因为校外专家评议不过三分之二而被刷下。

　　如果这意味着校外评估更为客观、标准更严，那么它对于维持复旦教授的水平是一件好事。也许若干年之后，复旦虽然教授数量少了，但是人们发现复旦教授确实更有水平，那么它必然有助于提高复旦大学的整体声誉。

　　学术评价回归学术的方向肯定是对的，应该发挥教授委员会等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借职称评价体制改革的契机真正实现教授治校。当前的主要障碍是学术行政化积重难返，有的学校院系门阀林立，派系斗争严重。在这种环境下，学术共同体本身并不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承担公正评价学术的使命。

　　中国大学要变，这是肯定的，但是教授治校是否可行，则还有待时日观察。况且各校情况不同，不存在一个普适的成功模式。复旦大学的改革值得尝试，我乐见其成。但须注意的是，国内研究水平不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积淀不够、风气不正、急功近利、心浮气躁都是原因，因而也不要期望改革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学术评价机制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要做教授，一辈子做个副教授教教书也没有什么不好。中国人一定要改变谁都做教授的期望，才能保证教授质量。

　　□张千帆（北京大学教授）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