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伤的为什么总是知识人

　　《负伤的知识人》探讨了民国时期数十位大小不等知识人，至于在书中相关论述引申、旁及的，估计不下几百人。

　　书名典出书中主人翁之一贾植芳的一篇译作序言，其本意与字面理解有差异。陈远以此评价贾植芳，以为贾植芳那一代民国时期知识人虽说有过辉煌的政治生活，但知识人还是失去了知识人的本质，在政治上用力太多，在学术上用功太少。人生没有涂改液，等到觉悟，除了惋惜，已经不存在任何弥补的可能性。

　　贾植芳在陈远书《负伤的知识人》中是一个特例。陈远本书中描述的知识人还有很多，老派知识人有王国维、梁启超、柳亚子、于右任、蔡元培等，新派知识人有陈寅恪、赵元任、胡适、梅贻琦、蒋梦麟、丁文江、罗家伦、朱自清、吴宓、顾颉刚、马寅初、费孝通、郑天挺、赵俪生、季羡林，陆平、江隆基、周培源等，介于知识人和行动者之间有黄炎培、梁漱溟、章乃器、傅泾波等，比较纯粹的媒体人有陶菊隐、孙伏园、邵飘萍、史量才、林白水等。此外，陈远还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当今国际学术界大腕李泽厚、余英时、许倬云、唐德刚等有密切交往，附录了几篇很有意思的对谈。

　　仔细分析书中的这份名单，他们中有的人比如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丁文江等，早在1949年前就去世了，此后的恩怨情仇与他们没有多少关系。有的人如胡适、梅贻琦、蒋梦麟、赵元任、罗家伦等，面对1949年政治变局，毫不迟疑离开大陆，寻找新路。他们究竟是否找到新路，过去很长时间引起一些怀疑，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似可定论，不必再疑。他们躲过了自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来的所有文化浩劫，他们将自己有限的生命用在了专业领域，取得了骄人成就。他们为中国文明保留了读书种子，为中国文明传承留下了实实在在的示范。

　　以一股正气坦然留在大陆的有黄炎培、梁漱溟、章乃器、陶菊隐、顾颉刚、费孝通、郑天挺等，他们在1949年之前已经名满天下，有的还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介于知识人和政治家之间。但是，他们在1940年中期之后过度介入现实政治，结果没有影响政治，使政治清明，反而被政治所影响，既影响了自己的学术，又伤害了身心。这些知识人的后半生几乎都有一个不堪回首的往事，空耗精力，辜负了前半生的苦读。

　　这样的结局当然无法预知，一切都在冥冥中任历史摆布。这是一批充满浪漫主义憧憬的知识人。最可怜的就是像贾植芳那些晚年觉悟者，当他们回望毕生追求和走过的路时，无疑充满失落感。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怀疑当初究竟是怎样走上了这样一条路。

　　陈远在这本书中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人所走过的不同道路有细致分疏和研讨，许多看法令人震惊令人发省。历史学的意义不是后悔这代知识人走过的路，历史学的启迪在于现在知识人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政治与学术，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公共话题与专业领域。

　　这是一个大题目，无法说一个知识人究竟应该拿出多少精力去关怀现实关怀政治更合适，但随着社会分工日趋精密化，完全可以相信，新一代知识人一定能够超越政治与学术、终极与现实、公共与专业的二元对立，像历史上比较成功的知识人那样始终让自己一方面处在一个学术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两方兼顾，两方适度。

　　知识人以专业知识为社会大众提供一种基于学理的分析框架，但知识人一定要弄清政治本身就是一种职业。知识人谈论政治与从事政治根本就不是一码事。知识人一定要时刻警惕自己的政治企图和政治野心，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寂寞和领地。我不能说这些分析就是陈远的结论，但这些看法确实是我阅读《负伤的知识人》的一点心得。陈远为这些“负伤的知识人”深感惋惜。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知识人”，如果从知识人层面去检讨，究竟有哪些教训应该汲取。

　　□书评人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