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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洲 平静的回忆

2012年04月1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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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洲纪事》 陈平原主编 版本:北大出版社2012年4月版 定价:39.00元

  古汉语专家蒋绍愚、唐作藩先生每人挑100多斤的砖块,现代汉语专家陆俭明在旱地上拉爬犁运稻子,诗人、评论家谢冕领着五六岁的儿子谢悦放牛,语言学家郭锡良赶着大水牛扶犁耕水田,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将二百斤的粮食袋扛起就走……陈平原主编的《鲤鱼洲纪事》展现的场景,犹如一个穿越故事。然而,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却是真实的。1969到1971年两年间,北大、清华四千名教职工在江西南昌县鲤鱼洲筹建农场,鲤鱼洲也因此出现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回忆中。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编者按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下半年,全国各地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等,纷纷响应号召,在全国各地农村创办了“五七干校”,鲤鱼洲自然环境恶劣,是血吸虫病疫区。按照本书多位作者的回忆,选择此地,似有刻意惩罚两校知识分子的意味。然而,迄今为止,由于相关档案尚未公开,这些当年在鲤鱼洲被劳动改造的学者们,尚不知选定此地的具体决策过程,也不知道两年后全部撤回的命令如何下达,是谁的命令。因此,本书所呈现的,是唐作藩、吉常宏、乐黛云、陆俭明、袁良骏等二十多人的个体记忆,而非立体完整的历史重现。尽管如此,编者抢救历史,留存记忆的用心仍值得称许——对亲历者而言,他们见证了这段往事的发生;对后来者而言,他们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经历,又可增加一些历史的追溯,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下。

  既然抱有被“惩戒”的意味,那么被折腾也就不在话下。吉常宏先生回忆,刚到鲤鱼洲不久,大家到大堤上搬毛竹盖房子,一根竹子碗口粗,两丈多长,棒小伙可以扛起来走,他和吴小如先生因体弱,只能拖着走,不料,在场的工宣队员挖苦他们俩,狠狠训了一顿。次日,另一个络腮胡子师傅又来安抚他们。有一天晚上12点(李一华的记忆是两点),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大家手忙脚乱到外面集合,却被宣传队宣布,到校部广场看以前看过不止一次的电影《智取威虎山》。至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则是常事——几乎每位作者的笔下都有类似的记录。

  本书大部分篇章,都由陈平原先生约写。正如他所云,本书所收入的散文随笔缺了一点受害者声色俱厉的“我控诉”。在我看来,这一代知识分子自上世纪50年代起,经历了太多的社会运动。鲤鱼洲两年虽然辛苦,但更多意义上只是身体的煎熬。相对于某些其他的运动而言尚属“较轻”。让知识分子从事他们所不擅长的体力劳动,在经济上得不偿失,(按黄修己的计算,他们种出来的稻米,成本是每斤五元多,而当时北京市的大米市价,糙米是一斤一毛多,小站米两毛三,面粉一毛八,富强粉两毛五。)在效果上更一无是处。2003年,陆俭明先生曾重返鲤鱼洲,但已找不到自己当年七连的旧址。除了恍若隔世的不真实,他心头的幻灭感也一定很深。

  □书评人 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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