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鱼洲 平静的回忆

　　古汉语专家蒋绍愚、唐作藩先生每人挑100多斤的砖块，现代汉语专家陆俭明在旱地上拉爬犁运稻子，诗人、评论家谢冕领着五六岁的儿子谢悦放牛，语言学家郭锡良赶着大水牛扶犁耕水田，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将二百斤的粮食袋扛起就走……陈平原主编的《鲤鱼洲纪事》展现的场景，犹如一个穿越故事。然而，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却是真实的。1969到1971年两年间，北大、清华四千名教职工在江西南昌县鲤鱼洲筹建农场，鲤鱼洲也因此出现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回忆中。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编者按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下半年，全国各地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等，纷纷响应号召，在全国各地农村创办了“五七干校”，鲤鱼洲自然环境恶劣，是血吸虫病疫区。按照本书多位作者的回忆，选择此地，似有刻意惩罚两校知识分子的意味。然而，迄今为止，由于相关档案尚未公开，这些当年在鲤鱼洲被劳动改造的学者们，尚不知选定此地的具体决策过程，也不知道两年后全部撤回的命令如何下达，是谁的命令。因此，本书所呈现的，是唐作藩、吉常宏、乐黛云、陆俭明、袁良骏等二十多人的个体记忆，而非立体完整的历史重现。尽管如此，编者抢救历史，留存记忆的用心仍值得称许——对亲历者而言，他们见证了这段往事的发生；对后来者而言，他们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经历，又可增加一些历史的追溯，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下。

　　既然抱有被“惩戒”的意味，那么被折腾也就不在话下。吉常宏先生回忆，刚到鲤鱼洲不久，大家到大堤上搬毛竹盖房子，一根竹子碗口粗，两丈多长，棒小伙可以扛起来走，他和吴小如先生因体弱，只能拖着走，不料，在场的工宣队员挖苦他们俩，狠狠训了一顿。次日，另一个络腮胡子师傅又来安抚他们。有一天晚上12点（李一华的记忆是两点），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大家手忙脚乱到外面集合，却被宣传队宣布，到校部广场看以前看过不止一次的电影《智取威虎山》。至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则是常事——几乎每位作者的笔下都有类似的记录。

　　本书大部分篇章，都由陈平原先生约写。正如他所云，本书所收入的散文随笔缺了一点受害者声色俱厉的“我控诉”。在我看来，这一代知识分子自上世纪50年代起，经历了太多的社会运动。鲤鱼洲两年虽然辛苦，但更多意义上只是身体的煎熬。相对于某些其他的运动而言尚属“较轻”。让知识分子从事他们所不擅长的体力劳动，在经济上得不偿失，（按黄修己的计算，他们种出来的稻米，成本是每斤五元多，而当时北京市的大米市价，糙米是一斤一毛多，小站米两毛三，面粉一毛八，富强粉两毛五。）在效果上更一无是处。2003年，陆俭明先生曾重返鲤鱼洲，但已找不到自己当年七连的旧址。除了恍若隔世的不真实，他心头的幻灭感也一定很深。

　　□书评人 牟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