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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民众缘何成看客?

2012年05月08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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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糊涂读史

  阎崇年教授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分析,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偶然的。他说,战略上,清朝国力不小,以逸待劳,民心在我云云。但从史料中记载的战争进程来看,这些论断,未必站得住脚。

  □端木赐香(历史学者)

  首先,他所谓的国力不外是人多、兵多。民间百姓都知道,人多作乱,鸡多不下蛋。一国的国力,包括硬件(工业与船炮)和软件(制度与文化)两方面,且这一切有效的整合起来才构成力量,以清政府当时的条件,啥也构不成!

  其次,他所谓的以逸待劳,就是英国大老远的跑过来了,而我们是本土作战。老先生没有考虑到,中国士兵的两条腿,怎么能赛得过英国的轮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沿海兵丁远远不够用,清政府主要是从内地调兵增援东南战事。诸多省份,少者调兵500人,多者调兵7000多,整个战争期间动用总兵力大约10万,而内地调往沿海的大约5万,也就是一半左右。这一半兵力的调兵速度,据茅海建先生推算:邻省约30至40天,隔一二省约50天,隔三省约70天,隔四省约90天以上。

  相形之下,倒是英国反客为主了,英国军舰从南非的开普敦驶至香港,需60天;从印度开过来,需30至40天;从英国本土开过来,也就是4个月。所以,清军远远谈不上以逸待劳,而是从内地到沿海,一片折腾。

  至于所谓的民心在我,更是阎教授自作多情。清政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意政府,民众与政府不但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反,清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始终把人民当作了终极敌人,而人民再傻,也知道朝廷毕竟是朝廷,一家一姓的江山,于我何干?这种隔膜甚至敌我关系,早在16世纪就被西方殖民者发现了。最早的代表是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1576年他从菲律宾写信回国,说: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

  这一点英国殖民者也明白,所以政府的训令中,专门指示他们不要与中国民众为敌。事实上,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沿海百姓经常平静地围观自己的朝廷与外夷作战,用现在的流行语,百姓都是路过打酱油呢。麦天枢对此评论说:“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看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给人的感觉,整个鸦片战争,英军步步胜利,大半功劳都得记在中国汉奸的身上!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组织战事时,给道光皇帝的折子中也重点谈到了汉奸问题:“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分不出良歹来”;最可恶的是,“每逢打仗之际,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竟不知是何肺腑?”道光朱批曰:“愤恨何堪,笔难宣述!”

  道光的“愤恨”是真实的,但是如何让百姓不做这种看客,却是家天下的专制统治者在其执政伦理中永远无解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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