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变局的开端

　　■ 史象万千

　　甲午战败改变了社会心态。社会心态的改变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戊戌变法就是在这个动力下促成的。

　　近代中国人屡受西方凌辱，每次受辱后都非常愤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学者冯桂芬写道：“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之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

　　然而，愤慨归愤慨，对只承认“船坚炮利”不如人，而在诸如学术文化、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很自信的时人而言，这个自信被彻底打破，从而使中国人心态发生深刻改变的，是甲午战争的失败。甲午战败对中国人的内心触动前所未有，远远超过鸦片战争。

　　甲午战前，官员们普遍认为：“北洋讲求武备近三十年，以中视西，或未可轻敌，以剿倭奴，足操胜算。”上海的《申报》也多次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必胜，认为“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饷粮之厚，兵卒之多，与倭国相较，虽三尺童子亦知其非我敌”。

　　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观察到：“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是“一弹丸国”、“蕞尔小国”、“蛮夷小邦” ，是被蔑视的“小夷”、“岛夷”、“虾夷”。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会败于日本。正是这一心理基础，当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被迫签订极其苛刻、屈辱的《马关条约》时，对中国人心态的冲击可想而知。

　　当时的清朝官员普遍“痛恨”、“痛哭”。谭嗣同写下了悲愤诗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在民间，当时18岁的革命老人吴玉章后来回忆说，消息传来，他和二哥痛哭不止，“它（指《马关条约》）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那样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甲午之败，使中国人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社会心态随之发生巨变，中国日后的方向也随之奠定。

　　社会心态变化最大的，是百姓开始质疑清廷的皇权威严。在此之前，尽管经过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耻辱，国势日显危急，但老百姓对清廷仍有信任，相信能保护自己的安全，甲午战败改变了这种心态。

　　《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给日本。光绪皇帝曾严厉斥责代表帝国签约的李鸿章，将“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并质问：“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割台的责任不能归于李鸿章，但光绪明确意识到割台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即作为帝国，如果无法给臣民提供安全保障，臣民也将不再信任皇权威权，由此导致的“天下人心皆去”是很可怕的。帝国官员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签订《马关条约》将导致“民心涣”，使皇权“威柄失”，这些乃是“国之命脉所系”，失去后，国将不国。

　　大清朝野进一步认真反思失败的原因，对明治维新导致日本强大有了认识。康有为认为：“国无大小，民无寡众，能修其政则强，不能修其政则弱”。帝国精英形成普遍共识，即甲午之战，日本以一“海岛小国”打败“天朝大国”，是其革新政治，积极学习西方的结果。

　　原先还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中体”开始被怀疑。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学开始受到强有力的冲击。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开始被翻译成中文，传统的价值观念被重新塑造。

　　为尽快学到西学，向日本学习，比向西方学习更加方便。中国人开始正视现实，改变轻视日本的心态，变成了学习日本。于是，到日本留学的人逐渐多起来，而这些人从日本学到的东西对中国后来很有影响。

　　还有些知识精英看到日本富强是因重视经济，开始重视工商业，转而提倡“实业救国”。比如张謇，认为“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根本在致力于农工商”，从而弃官从商。

　　甲午战败改变了社会心态。社会心态的改变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戊戌变法就是在这个动力下促成的。社会心态是一个历史变量。人心思变，是变局的开端。（6）

　　洪振快 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