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淡定式突围

　　治大国如烹小鲜，其难易，关键还在能否“以道莅天下”，无道则无治。

　　所谓“道”，即方法，即规律，治国无论大小，只要真正掌握了其内在的方法与规律，国事治理就如小鲜烹饪，从容而淡定。

　　《中国要淡定》所要传达的，即是这样一种技术治国的理念，同时也试图向公众传达一种应对复杂多变时局、对抗危机所应秉持的一种情绪。

　　□书评人 沈山

　　世界很折腾，中国要淡定

　　《中国要淡定》由张国庆、马晓霖、徐立凡、戴占军、牛力等五位国际国内问题专家或资深媒体人对话整理而成。

　　从书名到内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数年前曾火爆一时的《中国不高兴》。同样是群体创作，同样是纵论国事与时局，然而笔者以为，相对《中国不高兴》所透露出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及种种空洞而耸人听闻的言论，《中国要淡定》要理性而有价值得多，其内容也更务实而富于建设性。

　　从“不高兴”到“要淡定”，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数年来潜行演变的格局与轨迹。

　　《中国不高兴》出版于2009年3月。当时全球经济正深陷金融危机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经济看上去一枝独秀，这让国人有了更多自信与乐观的理由，以民族主义为底色的或制度或文化的优越感在部分人群中迅速蔓延，然而，短短3年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变得日益复杂，中国在自身改革进程中一直被GDP高速增长所遮蔽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浮现，毫无疑问，今日之中国已经从“谁敢惹我不高兴”的盲目乐观转移到“还能否保持淡定情绪”的忧虑与纠结中。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与转型的攻坚期，二次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左右观念之争亦暗流涌动。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们能否淡定”确实是一个问题。

　　有趣的是，几乎与《中国要淡定》出版的同时，以郎旋风著称的郎咸平教授出版了新著《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发出了看上去异常不淡定的盛世危言。

　　显然，《中国要淡定》的五位作者，对中国当前面临的政经局势，无论从宏观还是到局部，与郎咸平都有着迥然不同的判断。尽管笔者可能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稍显乐观的判断，但笔者亦坚持认为，淡定、从容，或许仍旧是当前改革攻坚阶段不可或缺的精神气质，正所谓“世界很折腾，中国要淡定”。

　　“在一个折腾的世界，中国乃至每个中国人，如何更淡定地生活，成了一个需要直面的命题，事关幸福，也关乎未来。”该书前言这样写到。

　　我们如何淡定

　　所谓淡定，一定是基于某种乐观的判断，一定是有某种乐观的因素支撑这种淡定的情绪，否则，淡定从何而来？

　　于是，如何发现并应用现实环境中的乐观或有利因素，便成了一种生存的智慧。真正的智者，越是面对复杂困难的局面，越能从中发现可资借用的有利因素。这一点，无论于个体还是国家，都是一条简明而有效的真理——聪明而淡定的个体，往往能获得生活的幸福与事业的成功；智慧而淡定的国家，则往往能通向进步与繁荣。

　　“就中国目前面临的形势而言，无论从国际环境还是国内政策选择上看，尚存不小技术调整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存在就是我们淡定的理由，淡定的资本。抓住并很好地利用这一空间，中国现阶段的闯关就大有希望。”该书作者之一徐立凡向笔者讲述。因为工作关系，笔者与徐立凡在生活中多有接触，感觉如果非要给他贴一个标签，那么“实用自由主义”是再恰当不过的，即在其观念体系中，既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又不拘泥于理想主义；既重视大国博弈中国家利益的诉求，又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有所警惕。

　　笔者其实不是特别认同该书所透出的过于浓厚的技术分析的意味，以为这种单一的技术分析，其实回避了诸如政改之类当前中国社会变革最为迫切的议题，但换个角度看，在现实条件还不允许的情况下，就一些可行且同样迫切的议题，探讨其技术解决的路径，仍不失为推动中国进步的有效方式，而且即便是一些涉及制度层面的问题，诸如权力监督、财富分配等问题，同样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调整而得以改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这既是一种务实又是一种负责的态度。

　　中国是一个大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并且拥有复杂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国情决定中国并非“推倒”即可“重来”，勇气与智慧并存，宽容与担当共举，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健康而有序地进步，而这须臾难离淡定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