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和身体供给者

　　■ 遥远的工厂

　　刘洪波 资深评论人

　　当青春行将结束时，他们将不再受工厂欢迎，这就是为什么“35岁以下”会成为招工的常见条件。

　　一个典型的工人，就是农民工。

　　当我们谈到“农民工”这个词时，如果出现的是一个男性形象，多半会想到工地；如果出现的是一个女性形象，多半会想到电子厂、服装厂、玩具厂。这就是说，典型的男性农民工属于建筑工地；典型的女性农民工才更具有工厂工人的特征。

　　这当然不是全部，但也很难说是错觉。

　　女性的加入，不仅扩大了劳动力供给，使工厂的劳动力供应更有保障，也总体上降低了企业成本。这不止体现为工资支出的节省，而且包括了管理成本的减少。规模巨大的男性劳工人群，管理难度大于同等规模的女性劳工人群。

　　重型劳动已经由机械代替了，体能在工厂已不是必需。消费社会的需要带动了新的工业，电子装配、日用化工和服装制造，更倚赖灵巧性、细致化，超时劳动则需要体力耐久性和心理忍耐力。建筑更需要男性，工厂被女性占领，不是没有理由的。

　　人们称农民工为打工仔和打工妹。“打工”表明了其阶层属性，仔和妹不止分辨了性别，而且指称了年龄。

　　工厂所需要正是仔和妹，青春期至婚育期之间的人群。这些人体质健康，既能保证劳作的连续性，有利于工厂的生产安排，最大限度地节约人力储备，又无所牵挂，尚未开始考虑长远的生活，因而工资要求不算高。

　　当青春行将结束时，他们将不再受工厂欢迎，这就是为什么“35岁以下”会成为招工的常见条件，而农民工的社会身份，有利于他们青春耗尽后回到农村，新生的仔和妹替换出场。

　　“农民工”的身份是一种社会安排，贫困以及改变贫困的愿望是一种经济秩序，文化意识的去底层化是一种文化秩序。

　　工厂的劳动力入口和出口，都是宽口径的。大进大出，工厂只需要农村仔和农村妹的青春。农村仔和农村妹进入工厂，怀抱着见识城市生活、加入现代进程的梦想，这潜在地意味着他们对传统生活和规定性命运的反抗，但实际上只是周转了青春，他们是不被城市化的工业劳力。

　　他们改造自己的口音、衣着、姿态、身体的呈现形式，乃至身体本身，以接近于城市生活，但大致而言，这是徒劳的。他们很难加入城市，即使住在城市，仍然不过被堆积在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乡村。

　　城市不仅使用了他们的青春，而且分配了他们的身体。身体的商品属性从隐晦渐趋明朗，进入设置“合法性”议题的阶段。打工妹比打工仔获得了更广的“就业机会”，底层女性聚集在发廊、洗浴城、按摩屋、休闲店、桑拿中心，供给不同层次的身体服务，打工仔也变成了身体消费的顾客。

　　经过这样的安排，身体被有效地分配了。“牺牲一代妇女”，准确而言，“牺牲一代底层妇女”，成为不曾明言的现实。（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