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巫昂的生活轨迹该是很多文艺青年的生活样本。她是前记者,后辞职赋闲,坐家卖文。其间,她间歇性由着性子做事若干。譬如搞笔迹分析、梦境研究……当然,她还写诗,写小说,写情感专栏。
修炼情感,很多人会倾向选择技法派。巫昂显然不在此列,她是“内功派”。
在写情感专栏的作家里,她喜欢连岳。认同他说的爱是这世间最大的事,认为彼此可以在自己所熟知的性别领域里带动读者做一些反省。她觉得当下我们需要一个爱的教育的升级版:在父母一辈,自由恋爱的观念确立,但接下来怎么找到爱,怎么爱下去是新功课。她倡导女性情感独立,认为被爱是上天给的礼物,充满偶然,主动去爱则是一生的必修课。
现今,她的情感专栏系列第四本《多情是犯罪》出版,也借此,记者采访巫昂,去分享一个情感专栏作家对于爱的态度和理解。
爱的误区:爱是占有
新京报:这是你情感专栏系列的第四本书,与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多情是犯罪”是想表达怎样的一种观念?
巫昂:从写第一本情感专栏的书到现在,我从30岁到了38岁,对女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阶段。对我来说,自己对爱也有更多新的、成熟的认识。这也体现到书中,就是相比以前三本,这本更多体现出宽容。通常概念里,多情是爱,但其实未必是,也会是伤害。当然这种伤害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我在解答情感问题的时候,没有太多道德界限,我遵从的是人性的界限。保护婚姻可以有法律立场,道德立场,但我更多站在爱的立场。
新京报:那你是否对当下成年人的爱中存在的一些误区进行过总结?
巫昂: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是认为爱是一种占有,我爱你,你的时间,金钱,精力就要为我所控制;被外界舆论驱动,修改内心意愿,譬如别人认为你应该结婚了,应该生子了,你去做这些事情;有毒的分手,面对情感的结束,采取恐怖的、戏剧化的态度;在爱中遭遇伤害后,将其当成一种借口,进入所谓爱无能的状态,认为自己再也爱不起了。
新京报:你是如何看待爱情中的失败的?
巫昂:爱情中的失败意味着你下次的成功率相应提高。但很多人不想付出辛苦,不想吃亏,想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押到宝,中彩票,遇到真爱,赚到便宜,这在现代生活是非常不现实的。生活中,我们的一个常识是,一出门极少捡到钱包,却很容易踩到狗屎。和找工作一个道理,最初的不一定是最好、最适合你的,爱也如此。
新京报:对待爱,你是否觉得两性的视角差异很大?
巫昂:前段时间,在雨枫书馆做讲座的时候,有个男士提问,他想很技术地安置好自己的妻子和婚姻外的两个情人。这反映了一些男性的视角,就是对待爱和情感,容易简单、粗暴的技术化处理。这是一个恶的东西,充满着欺骗和对女性的不尊重。可能因为很多男性没有体会到一段有品质的深度亲密关系给他们带来的身心愉悦,所以发现不了其中的价值。这里面有着诸多缺失。
相比,女性更容易去聊情感,关心情感的细致度,但她们也有自己的问题。两情相悦是一种互动而来、彼此认可的关系。但很多女性会是一厢情愿。很多女性甚至用商业管理的方法来控制自己的老公,这很可怕。
白头偕老越来越难
新京报:在当下,白头偕老好像是一件越来越难的事。
巫昂:白头偕老越来越难也和现代生活的变化有关。婚姻越来越像自己跟自己的成熟、成长博弈的过程。两人在二十多岁认识的时候,可能很多观念都没有定形。但后来可能一个人选择成为马云,过稳定的中产生活,一个人选择成为三毛,云游四方。选择的道路不同,那么他们俩的婚姻就如同头发分叉一样,是自然而然就会分开的。变化不一定是对方变心,而是他自身成长的结果。
婚姻更多在成为每个人生活连接中的一个过程。维持几年的婚姻就是你的一个经历,下一个伴侣可能更好。这样的共识要建立,离婚率很高不是件糟糕的事情。
文艺女青年为何难嫁
新京报:但如果一个女性在很多方面都做到独立,她可能对男性的需要也会越来越少。特别是文艺女青年,通常比较难嫁,为什么呢?
巫昂:这同样要去反思婚姻,为什么一定要去嫁人,为什么异性间不能有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这种选择,可以少一些婚姻中的责任和连接。这需要整个社会改变很多观念。
文艺女青年难嫁是因为她们喜欢的是非模式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整套的,这会成为很多倾向选择稳定生活的男性的一种限制。但这不是什么问题,她可以把生活过得很浪漫,仗剑走天涯,充满不确定感和戏剧化。但如果纠结嫁人的问题,就暴露了非文艺的特质,你不能在成为一个私企小老板后,还去苛求没有国企的福利待遇。
新京报:写情感专栏遭遇的大多是感情的坏故事,你对爱情的信心是否会受到影响?
巫昂:前些年我有谈到当下成年人的情感中,有太多的不安全感。很多经济层面的,社会层面的焦虑被带到亲密关系中。
但这几年,我觉得我接收到的讯息在起变化,中国的年轻一代,通过网络接收到更多元的信息,他们开始选择非模式的生活,在情感的包容度上也开始越来越宽。所收信件中,入门级的问题也越来越少。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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