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以夷为师”

　　■ 史象万千

　　洪振快 历史学者

　　在历史上，奕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通常被视为洋务派，而倭仁和他的支持者通常被视为守旧派。实际上，无论是奕还是倭仁，心中都有“夷夏大防”。

　　近代中国受到西方冲击之后，被迫开始艰难地近现代转型。无论承认与否，近代转型意味着向西方学习。从世界各国的历史实践看，大凡诚心向西方学习的，近现代转型就比较顺利，有可能赶上并跻身于西方列强之列，如日本；而抗拒学习西方的，则错失历史机遇，处于被列强宰割之境地。不幸的是，近代中国属于后者。而近代中国对学习西方的抗拒，则与文化传统不无关系，尤其是儒家的“华夷之辨”等思想对儒生文化心理的塑造，使其在面对西方冲击时过于保守，拖了转型的后腿。

　　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华夏族群居于中原，文明层次最高；周边为蛮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文明层次远低于“华”、“夏”（中国）；历来只有“夷”向“华”、“夏”学习，以“华”为师，“用夏变夷”，而没有倒过来，“以夷为师”，“以夷变夏”的。这就是“华夷之辨”、“夷夏大防”。其理论依据出于《春秋》等儒家经典，历代儒生一直坚持这一理念。这一理念，在近代西方文明传入之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到了近代，就成为妨碍中国人虚心向西方学习的心理障碍。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小部分中国人意识到船坚炮利不如西方，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这只是承认夷人之“技”有可学之处，而不承认其他方面西方胜于中国。实际上，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败于英法，大清帝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仍然只是承认“技”不如夷，而不承认其他。即便是心态较为开放的李鸿章，直到1864年仍然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由此，“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而“学习外国利器”，主要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为了处理外交事务，清廷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外交事务不能不懂外语，故1862年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京师同文馆，培养外交人员和翻译人才。但是，京师同文馆刚设立时招收的学员为年龄15岁上下的八旗子弟，且人数少，培养不了外事人才。

　　另一方面，学习造炮、制船等军工技术，“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更重要的是还得明其原理，这就需要学习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当时清廷高层认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因此总理衙门上奏要求在京师同文馆下设立天文算学馆。而学员不能再是那些学外语的八旗子弟，而要招考已有一定知识基础，年龄在20岁以上的满汉举人和各类贡生（官校学生），以及进士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延聘外籍教师任教。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招考条件一经公布，就遭到激烈反对。其原因是，那些举人、贡生及官员都是接受了儒家教育的，而且是儒家教育的成功者和受益者。在儒家看来，向夷人学习，“以夷为师”，那是“以夷变夏”，违背“华夷之辨”之大义，是极其可耻的。以被视为“道光以来一儒宗”的理学大师倭仁为首的一批人对此展开了责难，与主持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展开了激烈辩论。

　　倭仁说，让熟读儒家经典而获得官职的人师事夷人，那是“变夏于夷”，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奕说，开设天文算学馆的目的是“师夷制夷”，你倭仁要求不向夷人学习，那你能拿出“良图”和“妙策”吗？倭仁反问，向夷人学习，你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吗？何况中国“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一定要向夷人学习。奕说，你说“不患无才”，那你就推荐一些人才出来。这难倒了倭仁，只好陈奏“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在历史上，奕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通常被视为洋务派，而倭仁和他的支持者通常被视为守旧派。实际上，无论是奕还是倭仁，心中都有“夷夏大防”。所不同的，只是洋务派迫于时势，主张向西方学习制船、造炮之类的军工技术；而守旧派则完全固守儒家传统，认为这些“末技”都不用去学。中国近现代转型的艰难曲折本与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的负面作用有关，上述同文馆之争不过为一典型案例，其他史事所在多有，可谓事实确凿，但今人倡儒家者对此多不能正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