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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人 殷罗毕
在个人与世界之间,永远是一种极为不平等、不均衡的关系。以那个倔强、骄傲的法国女人西蒙娜·薇依所给出的判词,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恶——这个最终必然会杀死每个人的世界之所以会诞生并持续存在,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神从一开始便离开了我们。因此,人若是相信或坚持相信自己的生命是自由,他与世界之间必是一场紧张的对抗。
于是,另一个法国男人加缪说,唯一有意义的问题,便是人应不应当去自杀。当然,通常情况下,这仅仅是一个问题,而不是直接的行动。当自杀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时,个人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从这个世界离去的行动。活在世界上的人,时时刻刻准备离世界而去。在这场剧烈的分离中,个人对自身的存在会产生尤为强烈的感受和意识。以个人离弃世界为主题写作一部小说,显然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薛忆沩的《遗弃》便是这么一部小说。
小说主人公名叫图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内向青年。他在那个八十年代末发现自己和世界的关系陷入了一场困境:他辞去了自己的工作;他久病不愈的外公去世;他以前的上司,一位处长也可能死了;他当兵的弟弟也死了。他通信已久的异地女友怀了一个“别人”的孩子。于是,图林说“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市场经济并未如今天这般敞开,尚未有诸多非国家所有的公司和企业可供选择,因此辞去单位里的工作,几乎就意味着自断生计,意味着与整个社会和“体制”决裂。
但就诸多情节而言,这不像是一部关于“遗弃”的小说,而是关于“被遗弃”的小说。小说主人公虽然孤僻而特立独行,但并不是一个主动对抗的强力个人。这个向内收缩的青年唯一作出的一个主动行动,便是辞去自己公务员岗位上的工作,并宣称这是自己与令人窒息沉闷无聊消耗人生命的制度的决裂。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伊索寓言》中,一位爱说大话的运动员逢人便夸自己在罗陀斯岛上一跳绝尘、击败了所有奥林匹克选手,但在他自己本乡本土的地面上,却从未真正站出来与任何人比试一把。于是,忍无可忍的旁观者便对他说出了这句著名的话。舍弃自己的工作,与社会决裂,与体制决裂,并不意味着主人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属于自己的现实。
事实上,他的现实生活世界如果能够开始,恰恰取决于他在怎样的层面上理解原先令自己不适的那个“旧”现实。你所处的当下现场便是你能证明自己能力的直接现场。不需要把混乱清除,才能进行所谓的哲学和文学的讲述。恰恰相反,混乱,障碍,都是真正哲学思考、文学叙述的对象和源发之处。只有彻底充实地思考了人为何会成为某种束缚的奴隶,一个人才能真正思考何为普遍的人和人的自由,否则只是空洞的说教。不在原地起跳,把现实的土地砸个坑,而只是摆弄各种语词的符号,导致的不单是哲学上的空洞,同时,也是文学上的矫饰和空洞。
“今天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不同寻常的生存状态已经开始了。我整天都极度地烦躁……”诸如此类的句子塞满了整部长篇,每个句子都貌似要开始某段情节,某个故事,某个叙事段落,但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开始,只是一场场重复的情绪概论。
不断重复此类情绪概论段落,插入几段轶事就当做文学,实在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以一生都在书写焦虑和烦躁的卡夫卡为例,在《变形记》中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句子,就是K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成了一只甲虫。紧接而来的不是反复抱怨自己极度烦躁,而是精细准确的身体经验的变化,因为成了甲虫,平躺着的主人公无法把自己翻过身来。翻身的困难,对场景、细节近乎梦境般,却比现实都更为真切的想象,才是一个小说家自己的罗陀斯,是小说真正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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