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绪，无是非

　　■ 史象万千

　　洪振快 历史学者

　　郭嵩焘在赴英途中，曾将见闻及自己的看法用日记的形式记下来，寄回总理衙门，以供参考。日记刊行时取名《使西纪程》，因其中多有对西方文明的称赞，激起了国内士人的群起围攻。

　　两国互相派遣常驻外交人员，这在欧洲自17世纪已经开始，至19世纪早已成为国际惯例。但是，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用了几十年时间仍然难以接受和适应这一规则，其中原因颇值得深思。

　　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法国曾建议中法两国仿照西方国家做法，互派使臣驻京，清政府官员认为这是“越分要求”而“正言覆绝”。1858年6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谈判中，由于英方一再坚持，清政府被迫同意将互遣驻使写进《天津条约》，但西方各国遣使进驻北京的要求直到1861年才得以实现。外国驻京公使们也发出邀请，希望清政府也派遣使团常驻西方各国，以便发展双边关系。同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处理外交事务，但对遣使驻外要求却未做出积极回应。

　　1866年，由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和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撰文指出“委派大臣驻扎外国，于中国大有益处”，清政府意有所动，但大部分高官反对。第二年再议时情况有所转变，曾国藩、李鸿章等都表赞成，但这时实际上选不出适合出使的人员，只有邀请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暂充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到1870年，天津发生法国领事被杀事件，清廷被迫遣使到巴黎道歉。1875年，云南又发生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被杀事件，清廷又被迫遣使至伦敦道歉。在此氛围下，1876年清廷终于第一次正式派出常驻英国公使，正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

　　按照现在的社会心理，如果有一个人被派往英、美等大国出任大使，其乡人必引以为荣。但在1876年，情况完全相反。按照时人观念，出使外国相当于向夷人低头，是被人鄙视的、正人君子“不屑为”，“为士大夫所不齿的事情”。有人撰写对联羞辱郭嵩焘出使是“事鬼”，即服侍洋鬼子。乡人引以为耻，其家乡湖南准备参加举人考试的儒生聚集起来，要去捣毁郭家的住宅。

　　到了英国之后，郭嵩焘周旋于英国官方高层和各国公使之间，获得普遍尊敬，这也象征着大清帝国终于步入国际舞台，侧身列国之林。其个人魅力，就连一向不太赞扬他人的英国自由派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1868—1894年间曾四度任英国首相）都称赞他是“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但是，副使刘锡鸿却不断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对他的行为大加攻击。

　　在刘锡鸿所列出的郭嵩焘的种种“罪名”中，有三条是：1877年8月17日，中国使团受邀前往伦敦附近的罗彻斯特参观炮台，乘船时风大，英国将军斯多克斯见郭嵩焘寒噤而取所带的大衣为其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另一次是见巴西国王，郭嵩焘为了外交礼节起立，刘锡鸿认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有失国体。还有一次是在白金汉宫听音乐，郭嵩焘取音乐单翻看，刘锡鸿认为既然不懂英文，“仿效洋人所为”，就是取悦洋人的卖国行径。

　　刘锡鸿还指控郭嵩焘自己及让小妾学英语、看洋戏是重大罪状，郭嵩焘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谈话是“闭门密语，怨谤国家”，有叛国嫌疑。

　　郭嵩焘在赴英途中，曾将见闻及自己的看法用日记的形式记下来，寄回总理衙门，以供参考。日记刊行时取名《使西纪程》，因其中多有对西方文明的称赞，激起了国内士人的群起围攻。主管总理衙门的军机大臣李鸿藻看了之后感到“大为不平”，“逢人诋毁”。当时的著名学者王闿运也称郭嵩焘已经“中毒”。郭嵩焘成了士林公敌，被人看作“汉奸”。朝廷在士林舆论压力之下，将《使西纪程》毁版。而郭嵩焘也深知洋务不可为，“气索心灰”，决定辞官，并且不再踏入仕途。

　　刘锡鸿等人对郭嵩焘的责难，追根究底是出于郭嵩焘的言行不合于“以夏变夷”等儒家传统观念，这些传统观念无疑成了近代中国转型的羁绊。海外著名中国近代史家汪荣祖先生评论说：“我们不禁要假设：如果郭嵩焘真能影响政策，在总理衙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赢得士大夫的支持，领导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那么这条路必定会平坦得多、容易得多、代价更要小得多。”但“此一假设仅止于假设，真能实现的可能性极其微小”。近代史上的儒生，“由于根深蒂固的华夷种见，只有高昂的情绪，没有冷静的是非”。只有情绪而无是非，终致误国误民，使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特别的坎坷崎岖。（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