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读本”开卷有益

　　新京报：你一直很关注《新京报·评论周刊》吗？

　　栾淑彬：2003年《新京报》创刊时，我就开始关注这份报纸，现在我家里还保存有当时的创刊号，之后，由于工作关系，更关注评论版。2008年《新京报·评论周刊》创刊时，感觉眼前一亮，以周刊的形式作评论，来关注民主政治进程中的问题，在北京是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

　　新京报：那你怎么评价《评论周刊》？

　　栾淑彬：我认为《评论周刊》最大的特点是不戴“有色眼镜”，不持“设定观点”，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在一些新闻热点问题上，让各种声音能够畅所欲言。

　　新京报：如今《新京报·评论周刊》已200期了，你最关注的内容或栏目都有哪些？

　　栾淑彬：作为人大工作者，我关注的是评论周刊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评论，记得去年在基层选举开始时，“观察”版刊发了如何进行选举的评论，对于公民参选人大代表很有指导意义。此外，还有“李庄案”的评论，关于预算法修改的访谈等，对于推动法治社会进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个母亲，我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尤其是教育方面的评论，比如关于“虎妈现象”的讨论，比如前不久六一儿童节时的“保卫童年”专题，特别是对作家刘继荣的采访，让我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现在报纸还在我的抽屉里放着。

　　此外，在人文关怀方面，《新京报·评论周刊》也刊发了很多评论，记忆深刻的是对如何养老问题的分析，谈了日本的养老，美国的养老，让人看了豁然开朗。对于政府部门决策，都能起到专业性的参考作用。

　　专栏方面，我喜欢看沈睿、陶东风等人的文章，给人新的启示。

　　新京报：《新京报·评论周刊》的定位是“建设公民读本”，你认为《新京报·评论周刊》是否达到这一目标？

　　栾淑彬：有个成语是开卷有益，我认为《评论周刊》很符合这个说法。为什么这么说？我以前也办过杂志，有一次和一位专家在一起交流时，他说办刊不仅是“可读”，更要“可用”。换句话说，不要奢望所有人都喜欢你的刊物，但一定要让真正喜欢的读者感到有价值，有所启发，有所收获。对我来说，《评论周刊》既“可读”，更“可用”。

　　我认为，好的评论，就应该是这样，清醒思考，而非牢骚，让人看到构建好的社会的希望。一味宣泄，没有价值，深入思考，才有意义。

　　新京报：你认为媒体在构建公民社会中应发挥什么作用？

　　栾淑彬：我认为媒体应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并引导大家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且，在构建好的公共生活方面，告诉大家如何去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但这种“告诉”，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提供观点，提供分析，让公民自己去认识，去感悟，去辨别，去选择，去行动。让公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导者和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