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大学
□黄晓丹(大学教师)
有一天,我们三个正对着一盆水煮鱼埋头苦吃,张老师忽然叹了一口气。虽然张老师常常叹气,但这口气格外低回婉转,所以我们都抬头看他。张老师沉吟了许久,说:“你知道吗,我们班有个娃,是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来上学的时候,全村送他送了十几里”。
李老师听了这话,吓了一跳,反反复复地说:“全村人都来送,全村人”。那盆水煮鱼被消化掉两个月后,我有时还会看见李老师一边散步,一边喃喃自语“全村人都来送他,他怎么回去呢”?
张老师和李老师都是我的同事。十年前,他们一个是山东某村姑娘,一个是陕西某镇小伙,后来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读了博士,来到这里,挣每月五千块钱的工资,住宿舍、吃食堂、骑自行车。每个月李老师要攒两千元钱,供给上大一的弟弟和刚考上研的妹妹;张老师要为三岁的儿子攒上三千元教育基金。攒钱的空隙里,大家就轮流做东,找个小店呼哧呼哧地吃上一盆水煮鱼,然后抹抹嘴,抱怨一会儿督导、再抱怨一会儿学生、抱怨一会儿房价、再抱怨一会儿工资。
我和他们不一样。时间倒退十年,我考上大学那会儿,我既没有享受过全村送行的待遇,也没人指望我帮忙。所以我什么都不抱怨,很淡定地住宿舍、吃水煮鱼,听张老师和李老师讲烦心事。
张老师每吃一次水煮鱼就要发一次毒誓,主题随机落在“老子下学期再也不在这里干了”和“老子再也不管这些学生了”之间。上次他唠叨的还是这些,吐槽完毕,张老师很解气地说,他在最后一节课推出了一个PPT,漆黑的底上,白花花两个单词“BYE BYE”。
我知道这一定不会是最后一次吐槽,因为他隔天又把相机借给再也不管了的学生学剪片子了。
吃完这顿饭就放暑假了。暑假里李老师要去三个地方:去东北开会;去山东接弟弟玩;再去福建看资助她妹妹读书的老先生。张老师则依然怒火冲天地备课写论文攒钱。他们都不想回家乡多住,也害怕明年开学,再有孩子带着全村人改变命运的希望被送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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