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兴衰自有因

　　■ 史象万千

　　洪振快 历史学者

　　《解体新书》的翻译出版，使日本人看到了汉医的缺陷，以事实经验加深了日本人对传统汉医的怀疑与批判，被视为日本医学革命的序幕和科学近代化的起点。

　　中国和日本在19世纪的国运颇不相同：同是亚洲国家，都受到西方的挑战，但日本应对成功，顺利转型，跻身列强之林；而中国应对失败，转型不顺，备受列强欺凌。

　　历史何以如此？原因固然复杂，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在近代已经调整好向西方学习的心态，而中国人则没有，仍以抗拒的心态对待西方文明，这使中国在近代失去了自强的历史机遇。

　　众所周知，日本人善于学习，只是从17世纪开始逐渐转变了学习对象。

　　在17世纪以前，日本是中国的学生，深受中国佛学、儒学的影响。日本人接受儒学，是从5世纪初开始，儒家经典《论语》在公元405年传入日本。之后，儒学在日本传播，并逐渐成为日本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日本天皇的年号，自645年孝德天皇以“大化”为年号开始，到目前在位的明仁天皇，以“平成”为年号，总共248个年号，据考证大约出自中国106部典籍，其中尤以儒家经典为多，如《尚书》37个，《周易》27个，《诗经》15个。

　　到江户时代（1603－1867），儒家的君贵臣卑、忠君尽孝思想，区分士、农、工、商等级社会身份的思想，都有助于巩固封建秩序，因此受到推崇，儒学达于极盛，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流派朱子学作为工具性的意识形态被幕府将军利用，占据思想主流地位。

　　但是，自17世纪开始，日本有一部分学者开始接触和学习西方，反思和摆脱儒学的影响。日本研究西方的学问，从17世纪到1854年因美国培里将军叩关被迫“开国”以前，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兰学”——经由荷兰（荷兰人和荷兰语）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兰学最初从医学开始，之后扩展到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再后来又向社会思想方面扩展。至幕末开国时期，兰学转变为洋学，多以军事、海防为基本研究对象。兰学为日本接受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日本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日本兰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771年日本兰学家杉田玄白等人在江户（现在的东京）的一个刑场观摩死刑犯的遗体解剖，他们发现其人体构造与汉医（中医）学说并不吻合，而与德国人库鲁姆斯（J. Kulmus）编写的《解剖学图谱》一书的荷兰文译本的描绘丝毫不差，这使他们颇为震撼。于是他们决定着手将此书翻译成日文，取名为《解体新书》出版。

　　《解体新书》的翻译出版，使日本人看到了汉医的缺陷，以事实经验加深了日本人对传统汉医的怀疑与批判，被视为日本医学革命的序幕和科学近代化的起点。

　　兰学从自然科学扩展至社会思想的代表性人物是渡边华山，其活动主要是在19世纪30年代。华山主张日本取消驱逐外国船只的禁令，改变幕府的攘夷政策，呼吁学习西洋近代文明，用西洋社会原理改造日本。日本人评价华山“于锁国苟安时代，审视世界大势，怀抱开国之大主张，惊醒多年长梦”，“其卓见明识超越一世”，被认为是能够看清世界局势的重要思想家。

　　华山和日本19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都尖锐批判儒学“尚古空虚”，而推崇西洋实学。福泽谕吉在其著名的《文明论概略》中说：“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在政府的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

　　从17世纪开始，日本逐渐完成了从儒学到兰学，从汉学到西学，从“唐化”到“欧化”，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化，最终在19世纪后期“脱亚入欧”，跻身列强之林。

　　由于日本有二百多年的兰学、洋学史，对西方世界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社会精英中主张学习西方的进步力量已胜于固守传统的保守力量，明治维新只是把向西方学习的兰学、洋学进一步深化而已，也就容易成功，不像中国戊戌变法那么困难。国家竞争实质是精英的较量，是精英对世界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知识把握的较量，而大清的精英明显逊色于日本，中日两国在19世纪的命运于此也就不难理解。（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