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陷阱与省悟

　□书评人 王英

　　本书的主旨十分清楚，即展示各种“时代意见”，同时充分考虑古人本身的“历史意见”， 以这两条线索为中心来研究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

　　全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考虑古人“历史意见”，在乾隆朝自身历史的轨迹和脉络中重建历史，作者熟读《高宗实录》，倒的确是呈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乾隆十三年。根据这一部分的逻辑，乾隆的很多做法都是效法唐虞三代，实现儒家至高境界的重大实践。他君代相职，乾纲独断，希望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而且得到了一些名臣的支持，如杨名时、方苞、蔡世远，都功不可没。在这样积极努力下，清代形成了“经世学派”，经世之学蔚然而起，涉及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漕政等等。

　　乾隆回复三代包含许多重要内容，如议改土地制度，均田限田，对租佃问题进行协调，劝减田租。特别是粮政上的新举措，是回复三代努力的重中之重，为清代粮政提供了安全保障，并掌管施惠、恤养、赈济等，特别是在赈济中作用不可磨灭。但是，乾隆想为清朝创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盛世的理想是破灭了，根据高王凌先生的研究，他失败于官累、吏偷、民玩。官员旷废职守、徇私贪腐，吏治中问题更多，因循、观望、粉饰、欺瞒、疲玩、废弛，而民众也趁赈灾闹事，聚众罢市，伪冒丛生。经历过这些，乾隆不得不放弃他宏大的努力，回到雍正苛严的老路上，锐气和理想都已经退去，对新政的追求已经止步，十三年又回到原点。

　　在谈论乾隆的理想和他的失败的章节，《乾隆十三年》恢复了它固有的讲故事的优雅和练达，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些精彩的问题：乾隆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谋主”？与前代，（汉、宋）有所不同，这次行动显然并非由臣下发动，但皇帝背后是否还有策动者和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过两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管僚队伍的分裂？隐含在文本内的还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清朝满族统治的特性如何影响了乾隆和官僚阶层，回向三代的失败和乾隆后期的政策之间有何关联？这些问题似乎都得到了回答，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这本来是一出饱含人性气息，交织着权力斗争和理想追求的生动故事，原本可以在清代历史脉络中细细梳理，在《大清实录》中寻找生动的细节，却都被时不时冒出来的“现代关怀”所打断。

　　这本书似乎是两条线索夹缠在一起，一方面想深入到古人的想法中去理解古人，“知人论世”、“同情之眼光”；另一方面，证明“十八世纪是二十世纪先声”，是现代化努力的开始，用大量《高宗实录》中的材料证明斯科特“国家清晰化”理论。作者试图做一个有时代气息的研究，“古今两相观照”，“对当代改革做一个历史说明”。 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难得的创新努力，也可以在自己的框架内自圆其说，是一个成功的尝试。但理论先行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史料解读的偏差，影响了论述的说服力。

　　《乾隆十三年》似乎是批判“中国封建落伍”这一论断， 而努力证明乾隆朝“并非专制”，一切政府努力都“合乎现代的标准”。于是在反复证明了乾隆朝前十三年多么合乎“现代标准”，政府行为和欧洲多么相似和“共时”之后，他似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近代史观”的局限性，全书最打动人的地方正是这种出人意料的自我否定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