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楼记》令人不适的写作

　　凡惧怕注视自身的人，不要打开此书。凡在此处“安居”而乐不思蜀的人，不要打开此书。

　　□书评人 李敬泽

　　《拆楼记》，这是乔叶写的一部不那么讨人喜欢或肯定不讨人喜欢的作品。

　　乔叶当然知道讨人喜欢的作品怎么写，别忘了她是《读者》的专栏作家，实际上，作为小说家，一直有两个乔叶在争辩：那个乖巧的、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安慰的小说家，和那个凶悍的、立志发现人性和生活之本相的小说家。

　　现在，是后一位小说家当班。

　　她在《拆楼记》中，力图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在纸上，把我们生活与意识的隐秘结构绘制出来。

　　对此，我们当然是不喜欢的，我们都希望，打开一本书时，发现自己在“别处”，而不是仍在“此处”，而且，“此处”如此赤裸清晰，令我们羞愧不安。

　　“拆迁”这件事，每天出现在媒体上。围绕这件事，聚集着当下社会一系列鲜明、尖锐的冲突主题：人们捍卫“家”的自然正义，人的安全感和公平感，以及常常不能得到有效回应的诉求，由此产生的无助感，等等。所有这一切，形成了鲜明的戏剧效果。在《拆楼记》中，乔叶或许是在探索文学的另外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文学必须把自己化作一种更全面的感受形式和思想形式，它必须反戏剧化，必须超越于各种概念和命题，必须尽可能忠直地回到全面的人生和经验。也就是看到灯光之下和灯光之外，看到前台和后台，看到白天和夜晚，看到那些拆迁和被拆迁的人们，他们真实的、赤裸裸的动机、利益和情感，不是对着记者、对着麦克风所说的，而是他们正在做的。

　　《拆楼记》由此成为庞大社会戏剧的一个脚注，一种边缘的思想和争辩。

　　这样的写作一定是令人不适的，它使人从令人激愤、某种程度上也令人安心的戏剧场景中回到灰色的、模糊的人生。它甚至令人恼怒、令人羞耻——揭开事物的羞处；揭开人心与社会中隐秘运行的规则；揭开指引着我们行动的那些难以形诸公共话语的情感、本能和习俗；揭开下意识和无意识；揭开正在博弈、心照不宣的各种“真理”，这些“真理”相互冲突和对抗，但是也在妥协和商量，秉持着各自“真理”的人们在紧张关系中达成了某种生态，这是谁也不满意的生态、谁也不认为正确的生态，但它成为了“自然”。

　　所以我想，凡惧怕注视自身的人，不要打开此书。凡在此处“安居”而乐不思蜀的人，不要打开此书。凡戴着言词和公论的盔甲，永不卸下的人，不要打开此书。凡坚信世上只有黑白二事的人，不要打开此书。凡头脑简单者，不要打开此书，此书会把他简单的头脑搅乱。

　　乔叶为记录自己亲历的拆迁事件，采用了“非虚构小说”的形式。

　　她为自己找到了源头：比如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和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乔叶从宏大的戏剧中，回到经验，回到凡人和人间。在这里，这个人、这个书写者站在这里，她拒绝宣布这一切纯属虚构，她愿意为自己的每一个字承担责任——本故事纯属非虚构，欢迎对号入座。

　　但同时，她也明确地承认自身的裂痕和有限：我有我的特定身分以及相随而来的局限和偏见。因而“小说”在这里也不是托辞，不是作者为自己争取特权的方式，而是，这个人说，我只能在我力不能及的地方努力动用我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乔叶在尝试一种被无数人推崇但很少被人践行的写作伦理，她以自剖其心的态度，见证了她的所见和所知。

　　是的，所有的人，她爱他们，这是无疑的。但她同时也对他们感到失望，她深刻地知道自己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她对自己同样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