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经济节节走低之际,民营企业的负面新闻占据了上周诸多媒体版面。例如山西煤矿民企振富集团因民间借贷纠纷官司缠身,掀开了山西煤老板们危机四伏的财务状况,煤炭行情惨淡、银行贷款困难使得他们只能依靠高利贷来发展。又如近日,杭州地区600家知名民营企业联名上书向浙江政府紧急求助,恳请帮助它们渡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则是两大当地民企中江控股和天煜建设涉嫌非法集资东窗事发,而这些案发企业和浙江多家企业有着信贷担保关系,银行担忧坏账开始催收贷款,最终导致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资金链风暴。
当然,“幸运”的民企也不是没有。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濒临债务违约,截至2011年末其负债总额高达302亿。近日,江西新余政府打算用财政资金为赛维的一笔信托贷款兜底。消息一出,引发了“政府是否应该替民营企业偿还债务”的热议。
上述几则新闻观之,感触之一就是:对于民营企业,地方政府要么支持太少未发挥服务功效,要么支持太多跨越了职责界限。
当然,像赛维这样的“幸运儿”是少数。如身陷财务危机的山西煤老板们。据报道,山西煤改后,保留下来的少数民营煤企要想不被国企收购,就需并购其他矿井扩大规模,为此要掏的真金白银,甚至数倍于国企收购的价格。由于银行贷款又十分困难,煤老板们只得将目光投向民间高利贷,由此陷入资金黑洞。山西的煤炭行业如此,杭州一带的民企也是如此,上海的钢贸商也不例外——由于钢市萧条、银行信贷收紧,也只能求助于高利贷。
遗憾的是,目前部分地方政府,不仅不想办法扶持民营经济,反而变着法子“创收”——例如甘肃某地6月份突击征税2亿多元。
而药不对症也是民企困境持续的原因之一。在经济下行时,中央政府启动了调息降准等金融工具,然而从中获益的更多是能够向银行借到钱的国企,借不到钱的民企受惠并不多。减税是解决经济“毛细血管”民企问题的切实手段,在推行结构性减税之际,政府有关部门还需要向民营企业传递有效市场信息,提示企业盲目扩张的风险,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同时还需看到,民企困境也是相关企业为自身粗放式发展、潜规则横行所付出的代价。上述民企,除了高利贷,多涉及关联公司互为担保从银行获取贷款,不论浙江600家紧急上书求助政府的民企还是上海的钢贸商,都采取了同样的手段——正是这些违规操作,让一环出了问题,就波及一串;也让民企未来在银行的信誉更差,贷款更难,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如何在发展中更规范、更诚信,这也是民营企业自身需要正视、反省的问题。
□抒睿(北京 财经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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