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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学英语

2012年07月2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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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象万千

  洪振快 历史学者

  皇帝屈尊纡贵学洋文实在是对传统的一种挑战,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当然,支持者也有,如李鸿章等,但毕竟是少数。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1891年12月7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下一句话:“近且洋文彻于御案矣,伤哉!”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当然,翁师傅教的是中文;更准确地说,教的是儒家学说之类的传统学问。而皇帝的桌案上摆上了洋文,是因为几天前光绪开始学英语了。皇帝学英语,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头一回。跨出这一步是多么的不容易,可以从19世纪中国人对待英语的态度之变迁中看出来。

  在19世纪的头40年,中国人对待西方人和英语是极为鄙视的。当时中国人称西方人为“番鬼”、“红毛鬼”,在译名中常常故意将西方人卑化、丑化,以示蔑视。

  1834年,英国政府委任的首任驻华商务监督Lord Napier来华。Lord Napier按英方要求应翻译成拿皮尔勋爵,但是中方将之译成律劳卑。实际上,Lord Napier在英国有高贵而显赫的身份,他是苏格兰贵族,1823-1832年为英国上议院议员,是政治家和外交官。他被委任为驻华商务监督,担负重要使命来华,加上在英国的高贵身份,使他到广州后不能按以往英国商人在中国官方面前的卑微身份行事,特别是当他知道其名字被译成“律劳卑”及这一译名的中文内涵后非常不高兴。

  “劳”和“卑”在汉语中的意思是劳苦、卑贱,两个字加在一起使用,自然是极其卑微、低贱的,在中国即便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也不会用来作为名字。Lord Napier感到自己和大英帝国的尊严受到伤害,与两广总督卢坤交涉未果反被驱逐,于是派出三艘军舰向天朝示威,与中方在虎门发生激烈炮战。但他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非常郁闷,加上天气潮热,因而染上疟疾,于当年10月在澳门病逝,时年47岁。

  当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官方并没有专业的英语人才,对英交涉中的翻译靠非官方的中国籍通事和外籍传教士,以及一些英美商人和海员。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人仍将英语作为怪异难懂的蛮夷之语加以鄙视。愿意去学英语而成为通事的中国人,按照当时的知名学者冯桂芬的观察,“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身份卑微,为生活所迫而去学英语的,资质差,一般只会一点生活口语,不了解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无法胜任外交需要。

  通过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取得了强势地位,中方被迫承认交涉文书中若有歧义,须以英文为准。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凡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文”。

  在外交中吃了亏之后,清廷高层才知道外语人才的重要性,需知外交无小事,保护国家利益就必须先准确掌握外语。为此,1862年清廷终于决定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培养自己的外语人才。但是,同文馆招生却很困难。基于固有的儒家传统观念,学洋文等于是向洋人投降,无疑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所以汉人都不愿学,同文馆招不到学生,只好从八旗官学中挑选了10名学生入同文馆(其中便有给光绪皇帝当英语老师的张德彝),给予优厚待遇,但“许多人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洋文尤其是英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为“西学根本必以语言文字为先”(郑观应语),掌握语言是探究学问的前提。但是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受儒家思想影响,对学习洋文仍是非常抵触的。

  这就是为什么,直到1891年,20岁的光绪皇帝决定学习英语的时候,他的翁师傅仍用“伤哉”二个字表明自己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在当时的士林是颇有代表性的。皇帝屈尊纡贵学洋文实在是对传统的一种挑战,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当然,支持者也有,如李鸿章等,但毕竟是少数。

  对于光绪皇帝学英语,《纽约时报》1892年2月4日的报道评论说:“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三千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对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

  光绪非常用心地学英语,用翁师傅的话说,“上于西文极用意也”。大概在1903年前后,皇帝的英文水平已经很不错了,对西方文明也相当了解。

  从“律劳卑事件”到皇帝学英语,19世纪中国的转型之艰难可见一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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