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与留美学生

　　■ 史象万千

　　洪振快 历史学者

　　留美学生的科技贡献，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目共睹，评价不存在大的分歧。而留日学生喜好革命、多从事军政的倾向，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积极或消极，则见仁见智，也许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之后会看得更清楚。

　　1898年5月，张之洞在一篇文章里倡导留学，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小国之所以迅速崛起，原因就在于在此二十年前日本派出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榎本武扬、陆奥宗光等人到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因此“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历史到了1898年，特别是经历了1894年甲午战败的耻辱，国人在要使中国自强，必须派人出洋留学这一点上已有较多共识，张之洞的认识很有代表性。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留学浪潮也在1898年开始涌动。

　　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较之二十多年前清政府第一次派出120名幼童留学西洋美国，此时又多出了另一个可选择的留学目的地——东洋日本。张之洞在比较留学东洋（日本）和留学西洋（欧美）的利弊时，总结出留学东洋有四大便利：路近，费省，文同，仿易。即留学日本比留学欧美路途近、费用省、文字接近、模仿更容易四大便利。也正是这四大便利，留学日本在清末成为一大趋势。

　　据一项统计，在日本的留学生，1899年约有120人，1903年达1300人，1904年达3000人，1905年底有八九千人，1906年则有一万三四千人或二万人。另一项统计则表明，自1896年至1937年，42年间中国人前往日本留学的总人数不下五万，这些人对中国清末以来的政治、军事、教育、文化、思想等方面，均有很大影响。

　　清末官方派遣的留日学生在学习科目上有一个特点，即多选择学习军事（尤其是陆军）、法政和师范。留日学生在清末民国军政界的影响，从几个事实可以看出来：一是辛亥革命的主体是留日学生，孙中山在1913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说留日学生一度十之七八都赞同革命，“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人”。而在民国的历届中央政府中，留日学生也一直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有人统计，从1912年到1928年的46届北洋政府内阁中，留日学生占内阁成员最多的孙宝琦内阁，内阁成员总人数为26人，留日学生就有14人，超过了半数；占内阁成员总人数最少的颜惠庆临时内阁，留日学生也占到了1/4。民国时期的著名政治人物，留学日本的非常多，如蒋介石、汪精卫等，均有留日经历。

　　留日学生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初也是由留日学生介绍到中国的。一般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较深、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贡献也比较大的是“三李一陈”，即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其中李大钊1913－1916年是早稻田大学留学生，李达1913－1920年间三次留日，李汉俊1918年底留日归国，陈望道1915－1919年间留日。而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彭湃、周佛海等人也均是1921年前留日。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翻译，早期也是从日文转译。这一现象，被看作是“取径东洋，转道入内”。

　　与留日学生喜欢革命不同，中国近代留学大潮的另一拨人——留美学生多追求科学及民主，尤其在科学方面对20世纪中国的进步影响很大。

　　留美学生自94名留美幼童1881年被遣送回国后，公派留美陷于停顿。在1900—1909年间，中国仅约有280余人留学美国。但自1909年起，由于庚子赔款计划的实施，大批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并涌现出大批人才，对中国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影响。

　　根据清政府的计划，庚款留美学生“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因此，庚款留美学生以理工科为主，尤其以工科为多。清华学校1909—1929年的留美生，学工程学的占第一位，人数多达404人，占总数的31%强。

　　留美学生对中国的贡献，从一项统计中可以略窥一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较为重要的252位科学家中，1900—1929年间留美的就有119人，占到总数的将近一半。这里面有很多闪光的名字，如物理学家叶企孙、化学家侯德榜、数学家姜立夫、气象学家竺可桢、植物学家胡先驌，等等，都是留美学生。

　　另有一项统计，留美、留日学生回国后成为有影响力的名人，其社会身份排在前四位的，留美学生是大学教授、官僚、实业家和工程师，而留日学生则是官僚、军人、政治家和外交官。从中可见，留日学生成名多靠从政，而留美学生则多从学。

　　留美学生的科技贡献，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目共睹，评价不存在大的分歧。而留日学生喜好革命、多从事军政的倾向，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积极或消极，则见仁见智，也许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之后会看得更清楚。（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