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失去权力支持后

　　■ 史象万千

　　洪振快 历史学者

　　译介既多，西方各种社会思想涌进中国。近代中国的使命是御侮自强，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治国思想恰恰在这方面无能为力，甚至只起阻碍作用，如果失去权力支持，在思想市场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逐渐被边缘化。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即庚子事变），对后来的中国影响很大。其中一个表现，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末政坛的势力对比和治国的指导思想。

　　庚子之前的一两年，由于戊戌维新失败，朝野顽固势力大大抬头。至庚子事变前，主张不要和西方列强开战的“五大臣”——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被处死，顽固力量达到顶峰。但随之而来的庚子之辱，事后追究责任，又在列强的干涉下，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书翘、都察院左都御使英年、山西巡抚毓贤等高官显贵或死或贬，顽固派在朝中的势力大大受损，政坛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

　　顽固派的特点是守旧、盲目排外，在治国理念上，仍以儒家思想为立国之本，遵守祖制，反对学习西方。民间义和团运动有一定的反抗帝国主义欺凌的合理性，但被顽固派利用来灭洋泄愤。庚子事变中，东南各省未听从慈禧的命令和列强开战，维持了社会秩序；庚子事变后，被杀“五大臣”被视为“忠臣”得以平反，全国各地对他们发起追谥悼念活动，反映了民众是有理性的。

　　随着清末新政兴起，顽固派在社会中被边缘化。新政意味着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制度。翻译西学著作、出国留学成为一时风尚。从1901年到1903年，严复就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以及甄克斯的《社会通诠》等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名著，开启了民智，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译介既多，西方各种社会思想涌进中国。近代中国的使命是御侮自强，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治国思想恰恰在这方面无能为力，甚至只起阻碍作用，如果失去权力支持，在思想市场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逐渐被边缘化。

　　科举制被废除对儒家思想被边缘化起的作用更大。现实生活中的人都很现实。如果读四书五经可以中举、做官，四书五经对个人的价值就很大，自然就受重视。反之亦然。

　　晚清废科举有个过程。在戊戌维新时，已出台废除八股、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的细则。这必然遭致很多人反对，随着百日维新的落幕，顽固势力上台，也就被废了。从1901年起，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大员便不断提出新政措施，科举、教育制度的改革便是他们经常提起的内容，大力兴办新式学堂是主要措施之一。然而，科举仍是最佳求官途径，到新学堂读书不利于科举、求官，人们自然不愿投资办新式学堂、到新学堂读书，因此其发展非常缓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二，由袁世凯领衔，六位督抚联名向清廷上了《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二天后，上谕下达，科举废止。

　　随着新政的推行，并开始准备实行宪政改革，治国理念已变，儒家思想不再是指导思想；再加上科举被废除，熟读儒家经典不能做官，很多人也就不再花工夫去读了。这就意味着，对于儒家来说，这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二千余年最大的变局。以后虽不断有人倡导尊孔读经、复兴儒学，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了。

　　1913年，一位1894年中进士，而此时却在上海穷极潦倒的名叫胡思敬的人，在文章中悲叹“自国变（指庚子事变）作，……而夷服夷言，东南各省尽成犬羊窟宅”，像自己那样的“海上流寓诸公”，只落得“赁屋而居”、“悲咤不能自存”的境地，因此羡慕起同治、光绪年间那些当官的，罢官之后，仍然可以过着“坐拥皋比，牛酒束修，馈问不绝”的神仙日子。他得出的结论是：“祖法不可轻变也！”为了自强图存，扼制革命势力发展，呼应民间情绪，清廷只好开始搞宪政。祖宗之法变了，科举被废，儒学不再吃香，朱熹、陆九渊那些“先圣”讲学的地方，都长满了茂草。胡思敬的伤感和悲伤，代表了一个社会群体的失落情绪。

　　其实，胡思敬们可能没有认真地想过，从1840年到1900年，整整一个甲子，他们本来有很多获得新知识而改变自己的机会，却由于他们自设的精神障碍，而错失诸多历史机遇，并因此导致国运多舛、民众悲惨，庚子之祸就是一个突出例子。他们的那些思想，早就应该失去权力支持，走下圣坛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