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胜于立法

　　■ 旁边评论

　　应当说，赞同或反对“立法严罚”不文明行为，都有道理，每个人价值偏重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那些认为道德行为应出于自觉意识的人，可能会反感立法处罚，因为公民的道德行为只有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出于自愿的选择，才有助于培养民众的道德责任感，也就是常说的“为自己立法”。而那些认为公共秩序至上的人，则会赞同处罚。在一人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出现不同的认知也很正常。

　　对城市管理，香港应当说有很多可借鉴的经验。香港人口稠密、道路狭窄，却给人们整洁有序、祥和亮丽的印象，人们的行为有条不紊，极少能看到本地人有什么不文明的行为。虽说香港的法规完善，有很强的操作性，但市民的认同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市民的行为规范是从学校教育就开始的，包括家庭和社会舆论的约束，对市民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香港政府部门也重视各类公益宣传，尤其是关注这种市民行为的民间团体、环保组织和义工很多，可有效填补政府管理的空档，同时培养市民的公共精神。正是这种全社会参与的氛围，才有了香港的今天。

　　罗兰·巴特把城市视为一种对话，通过与居住者的对话，实现城市自身的成长。这种对话是复杂的，是市场力量、历史文脉、治理制度、公共空间和文化因素等各种变量的互动与对话，最终使每个城市的空间都形成一个独特的故事。一个城市当然可以立法来规范市民的行为，但它的前提是，这种立法与制度是在市民广泛参与的前提下完成的。这些制度，不是以管制和处罚思维来建立的，而必须以市民自治以及唤起能对城市的认同感为目标。如果市民对城市事务毫无参与的热情，再好的制度也形同虚设，只会无限浪费执法资源。

　　让市民拥有了绝对的权利，即拥有自由组织社团和发表对城市意见的权利时，一种符合本地传统的文明生活模式才能逐渐成型。如果城市管理，不是以建立市民参与的制度为目标，而是通过增加政府部门的权力为主导的，这种管制思维，只会阻碍城市文化和市民精神的形成。深圳的这项立法当慎重。

　　□叶匡政（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