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大学
□黄晓丹(大学教师)
去加拿大读书之前,我就设想,在冬天一定有最冷的几个星期是不用上课的。我可以穿着睡衣在低矮而间隔疏远的房子里喝咖啡,客厅里终日烧着火炉。大雪封门的时候,松鼠就敲窗子要核桃吃。
到那里的时候是10月下旬,已经进入冬天。学校在downtown,住宅大都是公寓,很少用火炉。松鼠倒是很多,而且肥,但是等到一场大雪之后,所有的松鼠都冬眠了,自然也不会爬上窗子讨吃的。更悲惨的是,由于地下交通足够发达,因此学校并无因大雪停课的传统。咖啡倒是很多,装在星巴克的纸杯里,1.7元一小杯,2.5元一大杯,比自己煮的浓很多,一杯喝下去后眼皮就开始跳。于是,我古典的雪国梦转眼破产。
唯一的问题是雪。雪下得太厚了。市政的铲雪车整晚工作,情形就像国内城市建设最疯狂的时候彻夜修路,噪声灯光乱成一片。我开始还在想,他们把这么厚的雪运到哪里去呢,过了几天我才发现人家的思维方式和我是不一样的。他们在马路两边把雪压成了一道一两米宽,一米多高的雪墙,然后在他们认为需要的地方开上口。如果你没有预见性,要等看到学校大门才想起过马路,要不你就翻墙,要不就只能再往前走几十米找下一个出口。雪总是在半夜停,于是住我对面房子的那位先生总在凌晨二三点裹得严严实实出门,用铁锨把他的车从几十厘米厚的雪里铲出来,然后再放心关灯睡觉——大约他也和我一样,不喜欢早起吧。
后来,雪就化了。某一天忽然气温升至十七八度,满操场满山的白雪皑皑之下,女孩子穿着吊带衫坐在教学楼前晒太阳。雪墙化完之后,我发现锁在路边栏杆上的自行车轮子都像达利画的钟表一样,成了一张折叠的、歪歪扭扭的饼。然后不知从哪里跑出来的小帅哥们,兴高采烈地把他们的车找出来,换上新轮子骑走了,春天就来了。
以春天为理由,我彻底地逛了几次街、买了一盆粉红色的风信子、把一盒做失败了的燕麦饼干塞在书包里带去学校贿赂松鼠。我的同学说,春装就不必准备了,直接买夏天的裙吧,因为冬天与夏天之间那个短暂的春季,也许在某个夜晚大家沉睡的时候就掠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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