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偶虹的六十年观戏史

　　□书评人 徐城北

　　捧读翁先生大作（《翁偶虹看戏六十年》），顿时心潮起伏。我1970年调入中国京剧院学习编剧时，他已被迫退休，每月从街道办事处拿工资了。他家住民族文化宫对面的一条胡同中（东太平街），是一所私人的独门独院，院子很小，但处处显示出他经营的功力与才华。他房屋中养了花，喂了鸟，墙壁上挂了字画。他对我说：“我住这儿几十年了，最让我看重的是它的地理位置：离西单前门都很近，去东安市场也不远。我想看什么戏，晚上吃完晚饭拔腿就走，看完戏步行回家，一边走路一边想。回到家也不太晚，我让家里人睡下，自己则独坐静想当晚之戏：当晚最精彩的是谁？他究竟什么地方演得最好？剧本究竟哪里写得最出情……如果换我来写，我能有什么其他的招数？我从事文墨生涯，但一般不开夜车，通常写剧本也是先想通透了再动笔……什么叫‘想通透了’？无非就是把人物脉络理顺，让它自己重新从‘西单’或者‘前门’上车，让它一站站行进，最后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结束剧情……通常，自己写一个大戏，也不过三五天时间，最长也不过一旬。当然，事先考虑‘起点站’与‘终点站’的时间，比真拿笔的时间要多出几倍。”

　　翁先生前半生最骄傲的剧目，是给程砚秋写的《锁麟囊》，中年往后就是给《红灯记》编剧了。一辈子，一头一尾两出戏。翁记得自己是坐在程砚秋的书房中，是程砚秋首先拿出那个只有很短篇幅的“剧说”，翻到一处，指着一段文字，问可不可以由此生发出一段戏文。翁庆幸自己有急智，立刻应声答“可”，随即“一二三”地讲出几种发展方向……随后程砚秋看初稿，又指着最后一场，问能否采取“三让座”的舞台调度……最后，是自己回家的追忆写作，让程砚秋极大地满意了。是文人间的这种聪明与至诚，在大节上造就了《锁麟囊》。至于“春秋亭”中传唱的那些唱词，都属于“等而下之”的文采了。“当然也不错，但终究是小节”，翁自己这样认为。

　　说到《红灯记》，翁偶虹非常感念阿甲的投入。他是剧院的总导演，是延安来的人，但他很看重自己，每在排演场上对自己的唱词有改动，都叫担任场记的人跟自己打声招呼。对于新认识的江青，翁偶虹最初是不得不敬的。但真一起搞戏了，翁发现她京戏的认知不多，并且很多地方都是仅仅有那么一点，居然就处处居高临下，那么不可一世。据说，是她先把自己定性为“封建文人”，自己一想，就不和她理论了。如阿甲那样的老革命，因为要理论都被打成反革命了。自己还能做什么大事情呢？

　　不料，最后剧院里突然宣布让自己退休！还说这个结果是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于是自己也就开始了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退休工资的“新生活”。等到粉碎四人帮，本来皆大欢喜，但不久又赶上地震和毛主席逝世……终于，翁偶虹意识到：写回忆录则应该成为自己的最大的正事。自己的脑子没坏，于是他从这东太平街的私寓开笔，向着东西南北辐射开去，不就是七八十年来京剧活生生的历史吗？自己从十五二十的少年，就投入其中，其中的一点一滴，如果结合着大小戏园子里的点点滴滴，都是可成书的宝贵财富呀。

　　翁偶虹开笔了，他先写了《编剧五十年》，等出版时把书名改成《翁偶虹编剧生涯》，出版后影响很大，自己受到鼓舞，即又委托学生编辑了这本《翁偶虹看戏六十年》，本来计划着还有早期的《演戏二十年》，这三本东西从梨园外到进入梨园的一介小民的角度，反映了京剧本身的文化和变迁。翁偶虹想起自己在民族文化宫南面的那个小院，出出入入的都是翁姓人氏，做的都是与梨园多少相关的营生。往事多美好，往事堪追忆，东太平街既然可以辐射到北京城的东南西北，我翁偶虹也就能在辐射线上活跃不死！甚至还有可能复苏再造！

　　我当时是中国京剧院最年轻的编剧，翁先生则是最老与最权威的编剧。当时我还私下写着梅兰芳的书（即后来的《梅兰芳与二十世纪》），写到谭鑫培晚间从家里出发，从家里上骡车，经过前门大街去珠市口的第一剧场演戏。翁先生看了原稿，说“你在前门大街的描绘还不够”，随后给我谈了那里的现状，有许多闻所未闻的细节。翁对我说：“你写得很对路，让我也从文化上回忆起那个特定的年代。今后你就沿着这条道路，会有成功的一天的。回忆至此，我深念翁老的恩情，难怪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称颂他是“京剧圣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