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世界”的重命名

　　■ 舆论场

　　邹振东 厦门卫视总监

　　李普曼在其传播领域的奠基之作《舆论学》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世界”理论，通俗地说，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的外部世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舆论的世界。

　　有舆论的世界，就有一个舆论的场。就像戏场、角斗场一样，有场就有江湖，有人物，有故事，也有规则。比如命名，舆论场的游戏就有着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规则。就像电脑文档重命名后，特别是扩展名改变之后，文件的归宿就可能发生变化一样，舆论世界的重命名，也会微妙地改变事件的属性，甚至影响人物的命运。

　　2007年5月27日，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来到曹生村排查民爆物品，结果发现了一个三无黑砖厂，居然非法拘禁了31名农民工，其中9名还是智障者。“5·27”事件，对于洪洞县公安局，本来是按成功解救包身工的立功新闻来处理的，但是进入舆论场以后，事件的发展就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了，黑砖窑老板令人发指的行径，引发公愤，很快山西就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舆论风暴，在舆论场，它被命名为“山西黑砖窑事件”。

　　一年之后，在贵州瓮安县，也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6月22日，一位14岁女孩溺水而亡，公安部门作出的死因鉴定结果无法说服民众，长期的深层次矛盾彼此发酵，28日事态扩大，几百人的游行，引发上万人的围观聚集，演变成打砸抢暴力事件，7个小时的骚乱中，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办公大楼被烧毁砸烂，42台交通工具被毁，150余人受伤。舆论场将其称之为“瓮安事件”。

　　单就事件本身而言，山西黑砖窑事件与瓮安事件相比，无论是席卷的人数，还是对社会的破坏力，都不可同日而语，但为什么舆论的震级和烈度都小得多的前者，是用省级地域命名；而舆论的震级和烈度都大得多的后者，却是用县级地域命名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后者没有像前者那样，被叫成贵州群体事件？或者反过来，为什么前者没有像后者那样，被叫成洪洞黑砖窑事件，甚至曹生村黑砖窑事件呢？

　　没有人向我们解释背后的奥秘，我们只知道事情的结果，那就是以省级地域命名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是以省长于幼军的检讨道歉而平息舆论；而以县级地域命名的瓮安事件则是以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的撤职降级平息舆论。至于此后黔南州委书记吴廷述的岗位调整，只用一句“工作调动”作为解释，尽管被外界看成是“瓮安事件”官员问责的升级，但只能算是瓮安事件的尾声了。

　　舆论场的重命名，往往是舆论战打响的第一枪。所以，争夺重命名权，就成为舆论战各方斗智斗勇的第一波战场。只不过太多的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重命名权，更遑论运用舆论战的规律去争夺重命名权。当然，重命名权也不是谁想夺就能够夺得过去，此间的天时地利人和，又有多少变数值得人们或击节赞赏或扼腕叹息。

　　当然，直到今天，我仍然好奇，“山西黑砖窑事件”和“瓮安事件”为什么会这样命名？谁能告诉我幕后的真相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