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传之“信达雅”

　　《张冲传》

　　版本：团结出版社

　　2012年6月

　　定价：59.00元

　　□书评人 陈小云

　　“2月10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这一天，西安城飘飘扬扬，下了一场大雪。除夕日的瑞雪，给人们心头增添了一丝喜气，祈盼着新的一年祥瑞吉兆。”这是马雨农新作《张冲传》的一个场景，写的是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传主张冲作为蒋介石的谈判代表，与周恩来第一次会面那天的情景。

　　这不是演义，也不是为了营造气氛而进行的文学虚构，而确实是史家所谓的“实录”：为了还原当天的情境，作者通过多种渠道查证了西安那一天的天气情况。当然，这只是马雨农历时四年完成著作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尽管在张冲身上，聚集了太多可说的传奇色彩与时代风云，但在传主家乡温州举行的《张冲传》首发座谈会上，听着作者介绍此书成书经过，翻看着厚厚60万言大著，却由作者的写作历程、写作态度，以及作品最后呈现的面貌，联想到了史传写作的标准——当时脑子里出现的，不是唐代刘知几标举的“史家三长”之“才、学、识”，却是清代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之“信、达、雅”。

　　严复的原话见于《天演论·译例言》，即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借用这三字，既可概括《张冲传》特色，推而广之，对于史传、尤其是民国史传写作，似有所启示。

　　一曰“信”——在严复那里，指的是译文必须忠实原著；而史传写作的首要标准，也应该是“信”，即必须忠实于历史事实。马雨农对于“信”的追求，可说是达到了苛刻程度。查考史实之周详，辨证异说之严谨，是构成本书特色。如对张冲首次读到中共《八一宣言》的时间与心情、对《申报》所谓“寻找伍豪启事”等流传甚广的说法，作者经过辨析所下的结论，用老话来说，真可谓是“泰山不移”；而对一些难下定论的不同“史料”，则广列众说，同时作出自己的分析，这种求真阙疑的精神，难能可贵。

　　二曰“达”——严复的本意，是指译文的通顺畅达；而史传写作的“达”，则可用“通达”来理解，也就是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史识”。具体到民国史传，则需作者超越时代局限、超越党派立场、超越意识形态的异见乃至个人情感，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来审视昨天发生的一切。也许昨天离我们还太近，在民国史传的写作中，概念化、脸谱化、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和习惯性语言，往往会不经意地流露笔端，而这些，在《张冲传》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三曰“雅”——严复以孔子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来解释这个“雅”字，也即我们通常说的“文采”。马雨农在书“后记”中说：“此书写作，更多地采用新闻的笔法，而不是文学的笔法。”作者所讲“新闻笔法”，本意是就“真实”而言；但新闻的写法，亦有其“文”或者说“雅”的一面，这就是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度，考虑文字的“生动”与“可读”，以新闻笔法写史传，确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尝试。即如本文开头引用的一段描写，可说是信中有雅，雅中有信，为严谨的历史著作注入了生动的气息。

　　作为新闻界老前辈，马雨农曾任光明日报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浙江日报社副总编辑、浙江省新闻学会会长，数十年新闻实践，使得这部充满学术气息的人物传记，既具有历史感，又充满了现场感。

　　班固在《汉书》中评《史记》时曾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的《史记》，或许在“信”的层面还留有一些遗憾，但其史识的“达”和行文的“雅”，确是它成为名著经久不衰的原因。如以“信、达、雅”三标准来衡量当下的林林总总的民国史传，其合乎标准的程度如何，相信读过《张冲传》之后，会别有一番体会。

　　面对传主的传奇人生，也可以说是面对历史，作者的态度是“叙述其生平时，作者常常有敬畏、拘谨之感，不敢妄加发挥。”作者的期许是：“希望写成一部信史、一部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而不是虚实不分、只求吸引眼球的畅销书。”就此而言，马雨农《张冲传》的价值，不仅在于第一次完整展现了张冲这位民国人物的传奇人生，更在于为民国史传写作树立了标杆，告诉我们，什么是史传写作应该追求的“信”、“达”、“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