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事件命名：地名？日期？

　　■ 舆论场

　　邹振东 厦门卫视总监

　　一个事件，如果必须永远铭记，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那么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对它最好是以日期命名。

　　进入舆论场，必须重命名。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用空间或者时间命名。

　　1941年1月4日，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约9000多人向长江以北转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这就是被周恩来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专卖局在台北查禁烟贩的粗暴行为，激起民愤，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遭到国民党当局强行镇压，随后爆发大规模武装暴动，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调集军队进行全省大屠杀，史称“2·28事件”。

　　这两个悲剧事件，都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都和国民党有关，为什么一个以事发地取名，另一个却以事发时间命名呢？换句话说，为什么皖南事变不可以叫做“一六事变”？或者，为什么“2·28事件”不可以叫做“台北（台湾）事件”呢？

　　我们不知道命名的奥秘，但我们却可以追问如此命名的后续。

　　皖南事变没有按日期命名，1月6日没有成为普遍的纪念日，尽管后来有皖南事变50周年、七十周年类似的纪念，但都是就事论事的活动，没有演变成当代的舆论事件。

　　“2·28事件”则不同，在台湾的威权时期，每逢2月28日前后，就是国民党大局的敏感时期，国民党如临大敌，媒体也对此讳莫如深。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夺得大位，立即公开宣布：“2·28事件是台湾人的悲剧。”这一石破天惊的宣告，让李登辉攫取民意，巩固统治，用“省籍议题”开台湾族群政治的先河。1989年，侯孝贤打破台湾社会的禁忌话题，推出“2·28事件”为题材的电影《悲情城市》，一播出即引发万人空巷。民进党继承了李登辉用“2·28事件”挑起省籍议题捞取政治资本的衣钵，直到2004年，民进党还动员百万民众，在2月28日大搞“二二八守护台湾”，“2·28事件”成为国民党挥之不去的梦魇，偏偏2012年之前的台湾大选，都在三月份，刚好在2月28日之后。国民党内屈指可数的可以打破“二二八”魔咒的政治领袖首推马英九，马英九很早就开始在每一年的2月28日，向“2·28事件”的受难者及其家属鞠躬道歉，认错反思：“二二八不是族群冲突，而是官逼民反”，“错误可以原谅，但绝不能忘记”，“让上代损失 变下代资产”……马英九的这些话展现出历史的担当，赢得民意。

　　以日期命名的事件，许多至今还在发酵，它们不断卷入当代的舆论场，甚至演化成新的舆论事件。直到今天，“二二八”仍然是台湾的舆论禁忌，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2月28日，没有人，特别是政治人物，敢在这一天举办开业、封顶、婚庆这样的庆典，就像大陆的“九一八”，少有机构敢在9月18日这一天狂欢庆典。

　　一个事件，如果必须永远铭记，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那么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对它最好是以日期命名；而如果人类的共识是希望尽快翻过这一页，那么放下历史包袱的最佳选择，就是对它不要用日期命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