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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文化中的中国通史(2)

2012年09月2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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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吕思勉
范文澜

  (上接C03版)

  钱穆

  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前言中的一段话,至今仍被诸多历史学家反复引用。

  钱穆写开始写《国史大纲》时任教于西南联大,其时正值抗战,战事艰苦,但钱穆说中国不会亡,研究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就可以知道原因。

  1938年秋天起,钱穆在宜良县西郊的岩泉寺隐居著书,一住经年。1939年夏天,《国史大纲》全书完成。

  全书分上下两册,从上古开始,到民国以后,以“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结束,该书出版后迅速引发强烈反响,其后又修订过两次,并多次重印。

  在王家范看来,《国史大纲》以文化命脉为主线,别具个性和理解价值。因为文化实际上有两大种。一种是最能凸显中国对人类文化恒久追求的具普遍性价值有所贡献的部分,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且具共时性。这就是钱穆反复申说的“历史生原”和“生命气脉”。另一种是随时而进、与特定时段的社会需要适应的部分,属于历时性的东西,必有兴衰更迭。

  点评

  严耕望 钱先生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来作一条贯串的线索,也要诸生仔细地阅读。(《治史三书》)

  吕思勉

  文化视角的“理乱兴亡”

  吕思勉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中国通史课程。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改讲文化史。1938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开始的时候,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目,后来又改为通史,但注明须注重文化。于是,吕思勉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开始了《吕著中国通史》的写作。吕思勉主张通史内容大体不离“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板块,于是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分18项专题立章;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前后36章,以“革命途中的中国”结尾,总计54章。因当时出版艰难,1940年先行由开明书店出版上册,下册1944年出版。

  在《吕著中国通史》的结尾,吕思勉如是写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其身处逆境,对中国的前途的深切忧虑一望可知。

  王家范认为,《吕著中国通史》重视制度变迁,把制度变迁作为揭示中国历史演进的主线,力求环环相扣,前呼后应。在述论“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方面均有出色成就,后者尤胜于前者。

  而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认为,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此外,可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他评价钱穆的著作堪称“圆而神”之作,与之相比,吕书周瞻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而且吕书征引原书甚详备,最便讲授者参考之用。

  点评

  顾颉刚 “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当代中国史学》)

  范文澜

  唯物史观的历史重述

  范文澜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书香门第,自幼即诵读古典原籍。1940年,范文澜接到毛泽东直接委派,要求他在短时期内组织班子,编出一本篇幅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该书上、中两册共计56万字,由延安的新华出版社1941、1942年出版,1948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了修订本。

  作为1949年以后读者最多的通史著作,《中国通史简编》首版时,范文澜曾如是归纳其特点:

  “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类型史书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

  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旧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样,是完全静止的。有颂古非今,什么都是古的好,思想更是反动。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体历史完全不同的。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三个时期,西周起到秦统一,初期封建社会;自秦到南北朝,封建社会第二阶段;隋唐到鸦片战争,封建社会的第三阶段,说明它们的发展过程。

  第四,书上写的阶级斗争,着重讲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既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农民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他们对历史发展只能起有限的作用。对于外来的民族侵入,也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农民起义和反抗外族侵略,说明中国人民确有反抗压迫,反对侵略,敢于斗争的伟大传统。

  第五,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写得不少。

  从1953年开始,经范文澜修订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修订该书,范文澜十几年如一日,直至生命最后一息。因健康的原因,至1969年去世,仅经他重新修订的三篇(四册),规模即有110万字。范文澜未竟的事业,后来由蔡美彪主持完成,这就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2卷《中国通史》。

  点评

  王家范 《中国通史简编》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取材多费心机,以小见大,夹叙夹议,挥洒自如,读来引人入胜,不感沉闷。也很少征引文言史料,多演绎为生动准确的语体文,浅显而不失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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