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蔡美彪：写通史不能卖弄学问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元史专家蔡美彪，从1953年起即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前四卷。范文澜逝世后，他担负起这项未竟事业，主持编写了第五至第十卷，后又合作完成第十一、十二卷。前不久，他以85岁的高龄独立完成《中华史纲》，受到了党史专家金冲及，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张海鹏等人的好评。就通史和《中华史纲》的写作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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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台湾学者李定一谈到一个观点，写《中华史纲》（与蔡美彪著作同名），关键在于对史料融会贯通之后进行选择叙述，“简得其当”，你也有这个意思。在写作过程中，你是怎么贯彻这个想法的？

　　蔡美彪：我几十年都在考虑，写一本大家都能懂的通俗读物（即中国通史），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很多名家写通史都没成功，最早的中国古代史，写到南北朝就完了，张荫麟写到东汉就没法写了。一个人能够从头写到底，很不容易。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专家写通史的时候，没有摆脱写论文，写专著的习惯。你写一个通俗的中国通史，主要是给读者一些基本知识。所以，写论文那些条条框框都应该尽量摆脱……只有突破这些，才能够写好。

　　张荫麟是搞宋史的，他的《中国史纲》就要有自己的见解，想多发挥。你有的地方发挥，有的地方没有发挥，就等于一个人的身体，脑袋很小，肚子很大，左胳膊长右胳膊短，就写不下去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局部是成功的，总体是失败的。我问过吴晗这事，吴晗说他那个书没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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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那么，你写《中华史纲》，给自己定了那些原则？

　　蔡美彪：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要统筹全局，写前边要考虑到后边，不能单独搁上宋元明清凑到一块，写宋朝，到元朝，要考虑到明朝，后面要考虑到前面。

　　第二要区别轻重，新成果对整个书上而言是没多大意义的，所以我不采用。必须把握重点，轻的可去就去，尽量删掉。如果什么都有，面面俱到，比如你列了好多人名，但又没有解释，读者不知道是谁，忽然又没了，人物神出鬼没，事情有头无尾，这书就看不下去了。通史要让读者能够顺当看下去，不单是文字流畅的问题，你还要把这个事情梳理好，写什么不写什么。

　　第三要控制深浅，不能说这边我有见解，我就尽量深入。你这儿深那儿浅，就坑坑洼洼，不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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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对于中国通史的写作来说，如果对于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弃而不用，似乎很可惜吧？

　　蔡美彪：我这个书基本上不综合现在的新成果。第一，新成果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今年有考古新发现，明年又有发现，可能把前面的发现否定了。所以，像《中华史纲》这种通俗性，综合性，普及性的书，这些新成果不要往里吸收。但是，我也必须有点新见解，因为没人讲。那怎么办呢？我只讲我的结论，不做论证，否则就变成论文了，信不信由你。张荫麟写《中国史纲》，第一不引原文，第二不注出处，这是对的。但是他没有第三点，不发挥自己的论述，结果他自己发挥起来控制不住了，这个书就写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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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你写通史，为读者考虑得很周全。

　　蔡美彪：写通史，就应该俯首甘为孺子牛，要想到读者需要不需要，而不是要展示自己多有学问。

　　我的体会就是，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写的第一稿第二稿就尽量删，主要突出基本观点，基本史料，基本事实，这种通俗的读物，观点不能发挥，把事情讲清楚就行，也不要搞特别的新名词，老老实实为读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