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四年：按下葫芦浮起瓢

　　■ 回顾“华尔街金融危机”

　　经过4年金融危机以及将经济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徒劳努力的洗礼，我们已经失去了共识。但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很多时候，仓促应付时所达成的肤浅共识，不如深入把脉诊断后所产生的高质量的分歧。

　　以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至今已过去4周年。如果算上2007年初即已浮出水面、并于当年下半年起迅速蔓延的美国次贷危机的话，那么，本轮金融与经济危机实际上已经走过了整整5个年头。

　　几年来，各国政府开出的一系列救市药方不能说一点疗效都没有——从表面上看它们至少让世界避免了又一次经济崩溃。不过，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在整体性的“复苏”方面并无明显起色，相反，“二次探底” 或所谓“双底衰退”的阴霾不仅始终没有彻底摆脱，而且时有加剧迹象。

　　更为严重的是，各国政府、企业、家庭和金融业削减债务及适应萧条预期的自我努力正在导致彼此的前景不断恶化，从而使全球经济处于某种“恶性循环”之中。

　　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欧盟于去年10月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其贸易伙伴国在过去一年里新增的贸易障碍多达131项，对经济复苏构成了“实质威胁”。然而，在这方面备受欧盟指责的“金砖国家”和拉美新兴经济体却有足够的理由反驳说，正是欧盟自己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由提出高额碳关税，导致世界经济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碳贸易战。

　　世界贸易组织(WTO)今年4月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贸易增幅减缓至5.0%。WTO还预计，2012年全球贸易增幅将进一步下降至3.7%——全球贸易过去20年的年均增幅为5.4%。随着日本、瑞士和巴西试图压低本币汇率，小规模汇率战的序幕已经拉开。

　　第二个、也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上一次爆发于金融市场的危机有政府来救，而这一次发生于政府自身的危机谁来救？谁有能力来救？

　　直至目前，公共部门似乎还总能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摸出无穷无尽的牌来：到本月为止，事实上的“全球央行”美联储也已经连续推出三轮定量宽松（QE），购买债券总金额预计将达2万亿美元……这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向金融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动性，帮助金融机构纾困。

　　毫无疑问，当大难临头之时，各国政府突然都变成了凯恩斯主义的坚定信徒。

　　如今再回头认真检视过去四年以来的所有努力，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危机并没有解决，只不过从私人部门转到公共部门，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危机变成了主权债务危机而已。不仅如此，救市刺激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还使危机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控。

　　过去两三年间，一方面，以著名的苹果公司为代表的跨国大企业获利显著增长，它们往往坐拥巨额现金和流动性资产，甚至包括接受联邦政府救助的大部分企业——如“两房”和通用汽车等——也纷纷渡过难关；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救助它们的联邦政府自身却因债台高筑而遭到评级机构下调其主权信用评级。

　　欧美企业的“不差钱”与公共债务的飙升之间的“冰火两重天”，被一些批评者指责为“企业对政府的挟持”。根据IMF的一项研究，从2007年次贷危机开始至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逾80%来自七国集团。其间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急升了21个百分点。

　　这一切都将迫使政府财政回归本位，即提供社会公共品。而不是不恰当地冲到第一线，代替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通过负债的方式来创造需求、解救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

　　就当下而言，美国即将面临的“债务断崖”和欧洲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使得发达国家的财政救市手段已经穷尽；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唯有税收连年创下新高的中国尚有财政刺激的空间，但庞大的地方债务出现危机的迹象正日渐显露端倪……从美联储QE3冷清的市场反应来看，已有的救市措施的边际效益正在急剧衰减。

　　而在另一方面，全世界已经不得不为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埋单：整个2011年，中国和新兴经济体都在忙于抵抗排山倒海而来的通货膨胀。在发达国家，严重的通胀虽然没有明显表现在CPI指数上，然而黄金、原油和其他所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几乎涨至历史高位，华尔街的股票指数也差不多回升到了危机之前的最高点。

　　今天的世界经济，比2008年的这个时候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经过4年金融危机以及将经济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徒劳努力的洗礼，我们已经失去了共识。但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很多时候，仓促应付时所达成的肤浅共识，不如深入把脉诊断后所产生的高质量的分歧。

　　□陈季冰（上海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