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国》：介入的和开放的小说

　　【中期作品代表】

　　□张闳 （文学评论家）

　　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小说《酒国》，不仅是莫言最具艺术性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变革所结下的真正的果实。

　　《酒国》由三重文本组成：检察院侦察员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所谓“红烧婴儿”案件的经过；酒国市酿造大学的写作爱好者李一斗与作家莫言的一组通信；李一斗寄给莫言的一系列小说。三重文本相互穿插，相互渗透，虚实交加，真假互映，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在莫言笔下，这个世界至少包含有三重真实性，这一点，不是那些坚持以单一的眼光看待世界真实性的人士所能理解的。《酒国》借助多重叙事，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结构和重叠交错、自相悖谬的立场，或许在莫言看来，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当下中国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荒诞性。惟其荒诞，才显写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

　　“吃”也是一种政治

　　“吃”的问题在莫言的作品中贯穿始终。《酒国》从一种生理活动出发，进行更深层的文化批判，这是莫言小说对现实的“介入性”的体现。《酒国》所描写的是“酒的国度”，也就是一个吃吃喝喝和醉生梦死的国度。当然，他本人也是这个国度中的一员。

　　吃喝，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吃喝不仅是一个果腹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权力分配问题。世俗生活中的权力斗争也可以通过“吃”具体化，“吃”的活动往往对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关系予以揭示。酒席常常是权力斗争最重要的角斗场。各种社会力量汇聚于餐桌旁，于吃吃喝喝间暗暗地较量着智慧和力量。食物和酒的香气里混合着杀气在空中弥漫。“吃”这一纯粹生理性的活动包含着明显的政治性的功效。民间就有“酒场如战场”之说。莫言经常写到“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区别，也可视作关于“吃”的政治性的表达，暗含了文化批判和现实政治批判。

　　戏谑的“滑稽模仿”

　　《酒国》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现代小说的范本。《酒国》的主要线索——丁钩儿侦破故事——有意套用通俗侦破故事的叙事模式。侦察员领命出征、与异性（女司机）的遭遇、侦破线索屡屡被打断等等，都是侦破影片中最常见的情节。在《酒国》中，莫言还通过李一斗寄给莫言的小说，将整个20世纪中国各种各样小说，从《狂人日记》到武侠小说，再到魔幻小说、先锋小说之类，都戏仿了一遍。如果要对《酒国》作出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概括，那就差不多等于是要概括整个20世纪的中国小说史。《酒国》则可谓“戏仿”文体的奇观。莫言非常准确地模仿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丁钩儿的，李一斗的，李一斗所模仿的各种各样的小说中的，生活中的作家莫言老师的，还有其他人物的。这些声音各自拥有自己的“真理性”和一定支配权力。在我们这个权力的国度里，严肃性和“硬度”是话语的权力的保证。但莫言的戏谑性的模仿则打破了这些话语自身的完整性和封闭性，打断了其支配力的连续性，使之变成了种种荒谬的东西。话语各自的“硬度”被相互抵消，抵消它里面包含的支配的权力。

　　表面地看，《酒国》也有对“国民性”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比如，其中关于“红烧婴儿”的描写等，都可以看作中国人愿意正视现实和历史中的真实的批判，是对鲁迅《狂人日记》主题的继承和拓展。另一方面，《酒国》作品的含义本身有互相消解、互相矛盾的一面。看上去是讲“吃人”主题，实际上里面又充满了游戏性。莫言的语言也有这种效果，在他的笔下，酒国市是一个“狂欢化”的世界，但它的意义至少是双重的：放纵的、自由的和迷狂的、荒诞的。酒国市的文化既有轻松自在的一面，又有（往往还是更重要的）恐怖狰狞的一面。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所在。

　　但莫言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批判者。莫言的复杂性在于他将文化中所包含的真实与虚构的双重性质和互动关系呈现出来了。从事件的范畴看，现实战胜了想象：丁钩儿的想象在现实中显得荒诞。而从叙事的范畴看，想象战胜了现实：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真实的莫言亲自出场，他正好站在与想象中的丁钩儿同一位置上，现实成为“虚构”的幻象。作者的出场，并不是来挽救现实于虚构中的空虚，相反却证明了现实不过是一场空虚、一个幻象。这包含了对现实更为深刻的否定。

　　三重真实的自我矛盾

　　《酒国》有一种表达上的“滑动性”。它在表达事物的存在状态的人的生存经验的时候，很少有确定的东西，常常有一种意义的“不稳定性”。文学的问题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立场问题。比如说，丁钩儿是什么立场？李一斗又是什么立场？在莫言那里都是一种充满了反讽的和意义悖谬的东西。《酒国》的三重真实，也可以说是莫言的三重身份的体现：作为现实中功成名就的作家莫言，虚构小说家莫言和现实的冷静的旁观者莫言。这三重身份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和自相矛盾的自我，或如莫言本人所说的：“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这样，也就能够理解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网络媒体对他褒贬有别，毁誉参半。奇妙的是，《酒国》的“题记”从《静静的顿河》里移植过来一句话——“在浪漫多情的时代，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这句话很显然是对小说主题的一个提示，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伦关系的一种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