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十三章”

　　【早期风格分析】

　　《欢乐》

　　莫言个人风格成熟的作品，是写于1987年的中篇小说《欢乐》和《红蝗》。但这两部小说所引起的反应与《透明的红萝卜》恰恰相反,不是赞赏,而是严厉的批评。和同时期的《罪过》《飞艇》《粮食》《初恋》《筑路》等，没有人们习以为常的“审美”幻象，粗糙而有力的经验，带有一种“非文学”“反审美”的性质。

　　绰号

　　莫言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有绰号（黄毛、麻叔、罗锅老刘、大金牙、王瘸子、高疤子、野骡子、小轱辘子、聂鱼头、痨病四、猪尾巴棍子）这些绰号大体上就是将个人的肉体缺陷或性格弱点当众说出来。他们彼此之间很少以名字称呼，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或者严肃的场合才直呼其名：“村主任说，齐文梁……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欢乐》）。从来就没有人称呼过“狗”的本名，一旦有人称他的本名张国梁，那他就惨了，八成是公安局的人。知识青年一下来，就被打上了民间的印记：绰号（宋鬼子、茶壶盖儿）。在民间社会里恰恰相反，绰号并不一定是亵渎，但肯定是对你的接受和亲近，并当众称呼；而称呼名字就是疏远你、驱逐你，甚至就是决裂或惩罚的信号。

　　民间社会

　　莫言赋予这些民间社会中肉体残缺者许多善良美好的品性。但他并不是简单地、直接地唱赞歌，而是将诙谐、滑稽与严肃性结合在一起。朱老师（《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张大力（《麻疯的儿子》《姑妈的宝刀》），还有民间盲歌手张扣（《天堂蒜薹之歌》）等，都是集滑稽和严肃于一身的角色。

　　母亲

　　莫言笔下，民间抒情的载体就是母亲形象。无论他那支笔下出现了多少荒诞的东西：滑稽、遗忘、瓦解、批判、颓败……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成了“母亲”形象的“服饰”。《红蝗》中的四妈、《红高梁》中的奶奶、《姑妈的宝刀》中的孙姑妈、《粮食》中的“梅生娘”、《野骡子》中的母亲、《司令的女人》中的大婶、《丰乳肥臀》中的母亲……都是一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旺盛的生殖力的形象。民间社会里，尤其是在饥荒、战争的年代里，它甚至就是一个道德问题。

　　《欢乐十三章》

　　莫言的文体，就是一种生长在真正的“民间性”土壤上的“欢乐文体”。他对民间悲苦的生活的表达和讲述，既不是哭诉，也不是记账式的恐吓，而是充盈着一种“欢乐”力量。莫言曾经将他的一个小说集命名为《欢乐十三章》。其实，那里面写的都是一些苦难的故事。故乡的农民，每一个人都拖着一个饥肠辘辘的肚子、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欺凌和恐惧“寻欢作乐”：吃喝、劳动竞技、打架、辱骂、与村干部较劲儿、哭和笑、聚餐、交易、追女人、通奸、生育、丧葬、互相折磨、彼此争斗……所有这些既是日常的又是反常的生活事件，在莫言笔下变得热闹非凡。

　　“欢乐”

　　莫言第一次提到“欢乐”感受，是在小说《欢乐》中。“欢乐”产生在一个特殊的时刻：齐文栋的哥嫂被村干部强行带走、母亲被打之后，他一边用喷粉器给庄稼喷药粉，一边产生了“欢乐”的感觉。事实上那是一种在毁灭的激情支配下的疯狂感受；那是一种激烈的情绪反应，表现出生命本能在一种过于强烈的重负下的狂乱状态，透露出一种弱者的心态。在莫言后来的创作中，“欢乐”渐渐地形式化了，变成了一种更感人、更有力量、无所畏惧的文体形式，我称它为“欢乐文体”。小说《司令的女人》《野骡子》《我的七叔》等，都是这种“欢乐文体”的集中体现。

　　独特文体

　　莫言用自己独特的文体超越了故乡这个狭义的乡土概念，超越了故乡日常生活的简单的自然主义，超越了转瞬即逝的、空洞的、无意义的琐屑形象，超越了“怪诞现实”的物质形态，也超越了历史时间的盲目乐观（进化论）和悲观（末世论），并赋予了这些被超越的东西以真正的民间气质、信念和意义。

　　据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论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