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也曾是新时代

　　□书评人 默音

　　今人怀古，“民国范儿”成了许多人心目中可望不可即的气派，又有许多清宫剧，你方演罢我登场。其实一朝一代，远非影视或文学折射的华丽剪影，对实际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那是国家衰微的年代，也是蕴含激变的时代。

　　熊式一的小说《天桥》撷取的便是该时代的一角。作者本人生于1902年，他笔下的人物李大同则生于1808年，所以是以小说的架构描写旧时代。李大同的出生成长过程，贯穿了由清末晚景到戊戌变法及至后来民国成立的历史纵线，他周围的人事物则是各个时代的不同横截面。历史小说因为涉及重大事件，需要做足考证工夫，作者前言也提到曾经半途废稿，只因为遇见了和写作中的小说有出入的史料。而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读来，其中最活泼和富有生气的不仅是那些“大事”，更是作者信笔写来的细节。当时的普通人如何求学、如何追寻理想并且过活——如大同夫妇遭遇马贼之后辗转京城，在小旅店拮据度日，因为怕店家知道自己山穷水尽，每天买了烧饼不敢回店里吃，在外面匆忙咽下，后来靠着店家指引流落到南昌会馆借宿——这些最日常的白描，是今天的作家纵然翻阅史料也未必能熟悉的。

　　《天桥》成书在1943年，最初是用英文写就，名为The Bridge of Heaven，一语双关。南昌乡下的悭吝财主李明，为求子“做善事”，用最低的经费造了座小木桥，还巴巴地请了知府来命名。哭笑不得的知府直叫“天啦”，桥便成了“天桥”。故事的主角不是李明，是他买来的儿子李大同。不过李财主既然到全书的四分之一才去世，他的各种刁钻嘴脸少不得频频现世。我没读过英文原书，熊老自己翻译的中文是新白话文的路子，没有刻意雕琢，透着几许辛辣。李财主去世那段用了《儒林外史》两根灯草的典故，虽是旧段子，因为恰当，让人还是忍不住捧着书笑出了声。大同有这样一个养父，又有一个顽劣极了的“弟弟”小明，日子过得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孤儿。好在还有诗书传家的伯父为他打算，让他进教会学校做工读生。成长式的小说总是牵挂人的心，读者不免追随着大同的脚步往下走。

　　书中的女主角是莲芬，算是大同和小明的表妹，因为三个人的身世纠葛，她的婚事在父母辈和祖辈之间拉锯，最后这位受过新式教育的闺秀选择和大同私奔，乍看是甜蜜的开始，但因为两个人生在动荡的大时代，又没有在外闯荡的经验，很是吃了些苦头。作者的笔墨更多地倾注在大同身上，对他的内心投影也多，对莲芬则是侧写。寥寥几笔间，她的独立和倔强被晕染开来，亭亭如莲。大同参与维新，一度被捕，然后南下加入同盟会（当时还叫中兴会），莲芬没有告诉他自己怀孕，留在北京生下女儿，母女两个一等就是十三年。大同和她，一个懵懂粗疏，一个细腻宛转，作者略过她在十三年间的独自辛劳，只把焦点放在大同参与革命的过程，有国画留白的味道，让读者回味和想象。

　　至于革命，也有种种闹剧的成分。大同在武昌起义前印制的《自由之歌》和《自由宣言》被查封，因为印制精美，最后成了奇货可居的畅销读物，作者的臆造放在那样的时代，奇异地并不荒诞。民国的建立过程本就充斥着荒谬的种种，“泥菩萨”黎元洪被扶上高位，袁世凯的处心积虑，各地的纷争和权力角逐。大同是武装起义的发起人之一，却在所谓“不流血的革命”之后远离了权力中心，独自火化了友人，黯然离去。他回乡的一段写得具体入微，其中的伤感是节制的，反倒揪心。他看过外面的世界，也目睹了新时代的曙光，再回到旧世界找他的伯父，揣着战火中不离身的线装书，发现熟悉的街道变窄了变旧了，“好像不可下水的衣服，碰着了大雨之后，缩小得不成了东西！”新的时代尚未真正到来，而他熟悉的旧景则是一去不复回了。生在新旧交替之际，有太多的牺牲和惆怅，《天桥》到了临近末尾，仍是笑中带谑的笔法，因为浓缩了变故，轻快的文字也不觉压实了。

　　熊式一写《天桥》，本意是为了让欧美读者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变迁至今，全球娱乐至死的时代再读此书，能感觉到旧时代的脉动与苍凉，那也曾经是个新时代，对置身其中的人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