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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信笺的夜视力

读特朗斯特罗默与罗伯特·布莱通信

2012年11月1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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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信》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美)罗伯特·布莱著 万之译
译林出版社2012年10月
《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著 马悦然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

  【延伸阅读】

  由于那些不眠至曙光初露的夜晚,那些能听到送奶人车厢中玻璃瓶轻轻碰在一起的声响;由于那隔着千山万水神秘的联系,有一些人获得了黑暗中的视力——透过这样的夜视镜——反射到诗人心灵视网膜上的事物和情感,比这世上的事物更美、更完整。这是上帝在七日之外做的工,借助诗人的手。那些会发热的事物都被很好地保留在永恒之中——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与罗伯特·布莱,正是这样的诗人。

  一般而言,私人之间的通信大多不愿意公之于众,盖因在“我和你”之间谈话交流的私密性中,往往涉及到写信者的很多秘密:爱好、家人、疾病、性格、情感、政治态度、道德倾向等等,我不知道当初瑞典文原版《航空信》的编纂者图尔比雍·史密特是怎样说通两位二十世纪的大诗人同意公开出版他们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私人通信,而《航空信》的中文版译者万之,在图尔比雍付出艰巨劳动为读者标示出无数注释的基础上,又根据中国读者的需求,另外添注了大量原作中没有的中文注脚。这绝非一项轻松的工作,可以想见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各类辞书、书籍杂志是多么熟悉他专注的面孔。若没有他们认真细致的工作,我想,即便是读过特朗斯特罗默和布莱作品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信集的同时,也需要至少再读一百本书,以便弄清两个诗人信中所谈论到的包罗万象的内容——东欧现当代史、美国上世纪历届总统的选举、越南战争、瑞典文和英文语法、现代心理学史乃至马的种类等等——因此,感谢编译者的劳动是必要的。当然,两位享誉世界的大诗人,更是为我们打开了本属于他们二人的大门,使我们得以一窥其中令人惊奇的、有时也可捧腹大笑或者陷入沉思的世界。

  《航空信》收入了美国诗人布莱和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自1964年至1990年间的二百封来往信件,他们的通信因1990年特朗斯特罗默不幸中风丧失书写能力而中断。这些信件谈论的内容多为诗歌翻译问题的讨论,并行的是他们各自对当时社会政治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与判断,也涉及到对不同作家、诗人的作品的评介,亦包括了各自家人、身边日常生活的描述。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极其专业的诗人的书——尽管我并非翻译家,但依然可以细心地体察到诗人在对待自己诗句、乃至某个意象时的处理方式。为写此文,我曾询问过译者万之先生的夫人陈安娜,希望得知两位远隔大西洋的诗人用什么语言通信,得到的回答是用英语。及至读完全书,我终于在后记中看到了他们是如何沟通的——特朗斯特罗默一开始用瑞典语写信,随后他把布莱的诗歌翻译成瑞典语。而布莱则用英语写信,他也是使特朗斯特罗默在美国获得极大声誉的杰出翻译者(当然,他们也翻译了很多其他诗人的作品)。由于语言的障碍——请注意,这不是日常交流的语言,这是诗——他们不得不在通信中近乎苛刻地要求自己也要求对方给予最准确的解释。例如,布莱诗中写到的“红树林”,在瑞典语中根本没有相应的词,北欧不生长这种植物,这让特朗斯特罗默作了大难。而布莱翻译他诗中关于风筝之“一条看不见的绳子直上天空”中的“直上”一词,则使他不得不连着画了两幅图来说明“斜上”的意思。大约是为了更好地沟通,特朗斯特罗默在1968年8月开始用英文写信。

  上述关于诗歌翻译的微妙说明,在他们的通信中比比皆是。为了把某个句子、某种事物或意象阐释清楚,这两位诗人动用了所有的智慧,画图说明只是其一,还有为了一个词、一行诗而不得不写上一大段话来解释。哈!作为一个学诗的后辈,我承认从中发现了他们创作的许多秘密!这几乎是手把手地告诉你,诗是怎么写出来的:不是某个重大主题,而是你怎么用一个词、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准确地卡在世界和感觉之间那膝盖的缝隙中。这甚至不是认真和细致所能概括的,这是挪动一座山的工作——把这本书视为学诗的教科书并不为过。诸如此类的劳作,在他们的信中几乎贯彻如一,尽管有人评价说他们在彼此的阅读和翻译中互相影响,但我看到的更多是他们各自强烈的个性和不容易妥协的艺术原则。是的,他们也会经常产生抵触,为一个自己不满意的翻译,坚持要对方纠正,并不会因为友情而放弃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的心胸磊落和对艺术的忠贞,这一切并未影响他们的友谊。想想看——特朗斯特罗默曾经为了修改布莱诗中“紧绷的”这个词,在接到布莱的信后,立刻“跑进车库,开车一百一十多公里赶到斯德哥尔摩”,冲进出版社大楼,刚好赶上在最后一刻纠正校样!

  我特别关注到二人对现实世界和公共生活的看法——特朗斯特罗默曾被人抨击远离现实,这绝对不是事实。在信中,他比更多人密切关注着越南战争和发生在苏联、东欧的事件,甚至不放过一切通过电视了解美国总统选举的机会。他利用出国的便利,主动接触遭受迫害的拉脱维亚诗人,尽一己之力向他们提供帮助并翻译他们的作品。那首著名的《给边界后面的朋友》一诗,便是例证。至于布莱,更是冲在反战的第一线,到处举行反战朗诵会,甚至因为游行示威而和诗人高尔韦一起被捕——在监狱牢房里他居然遇到了诗人金斯堡等十几个人,他们说:“这下诗人全齐了!”接下来,这些诗人安排了一场牢房里的诗歌朗诵会,“像王侯一样愉快,又唱歌又吟诗”。

  显然,在对待威权政治和战争的不义问题上,特朗斯特罗默绝对和布莱站在一起。只是前者更为冷静,他曾建议布莱删去诗集《战争的沉默》前言中关于美国人嗜血的推测,他在信中对布莱说:“要用一种平静而有效的、燃烧得炽热的怒火去对付最近这些禽兽不如的愚蠢。”在我看来,一个诗人肩负的任务远远超过并大于政治改革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这些信的书写风格,充满了诗人特有的幽默和天真——我常常被其中的话语逗得忍不住哈哈大笑。至于他们笔下家人、孩子、小动物的故事,更是令人感动、栩栩如生。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信笺,读者亦能够获得某种观望历史和诗人心灵的“夜视力(特朗斯特罗默一首诗的题目)”——就在你捧起这本书的时候。

  (蓝蓝,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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