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是一门艺术

　　■ 骆意不绝

　　骆新 东方卫视主持人

　　“铭记历史、放眼未来”的宽容，往往沦为“一朝挨打、终身记仇”的狭隘——选择性失明，片段式理解，极端化表达，也就成了某种社会文化的主流。这种不宽容的大环境，全民族的学习与创新也就自然成了奢谈。

　　我这个人大概总是“后知后觉”——我才知道，11月16日，是所谓的“国际宽容日”。

　　居然还有这么个纪念日！

　　我确实搞不清楚，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将每年的11月16日提议设立为“国际宽容日”。但我认为，能提出这个概念的意义，要远胜“禁烟、无车”之类的“国际日”。因为当你反复主张“禁止什么”的时候，一定是变相强调了什么的重要性，我们对被禁止主体的关注，会远远超过禁止本身。而“宽容日”的提出，至少说明，我们这个世界确实在“宽容”这个古老的命题上，出了点问题。

　　孔子曰“六十而耳顺”，“耳顺”便有了宽容的意思。但不能简单地将“宽容”等同于“宽恕”，企图一味地充当好好先生，否则孔子也不会教育弟子不应“以德报怨”，而是“以直报怨”。如果说，“宽恕”是较为个性化及主观的，那么，“宽容”则更具有社会性，是先天而客观的；宽容包含宽恕，即对已经发生的伤害持有的冷静态度，但它更是良知、公正和容忍指导之下的集体人格，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可以让任何个体都拥有“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宽容不仅是针对他人，更重要的是完成对自我的救赎。

　　1994年，以《饥饿的苏丹》获得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摄影师凯文·卡特，自杀前，留下了一句话：“生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快乐的程度。”全世界都在质问他：“那个秃鹫面前奄奄一息的小女孩儿现在在哪里？”他不堪忍受艺术的荣誉是因欣赏苦难而获得，于是，在获奖之后，卡特立刻返回苏丹，遍寻作品中的小女孩儿而不得，最后，终于在多重压力下自戕。33岁的卡特之死，引起了当时新闻伦理和道德的争议。卡特死于客观舆论环境的不宽容，以及主观上的无法自我宽恕。

　　作为一名媒体人，不得不承认，我内心的宽容度其实是有限的——我对任何事物都存疑，也经常尖锐地发出质问。但是，批评不等于消灭对方的发言权——我不同意你，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

　　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必须依赖于具有宽容精神的社会大环境，一旦有效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被权力所扼住咽喉，在“自媒体”发达的时代，自然便酝酿出了“网络暴力”。人类一切狂躁和非理性的产生，大多都是基于内心害怕被消灭的巨大恐惧。所以，众人动辄发动“谩骂攻势”和“人肉搜索”，不过是一种焦虑的情绪宣泄。

　　当网络上充斥着左派、右派、带路党、五毛党的“定性”，大规模的人身侮辱、甚至靠约架伤害对方来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时，理性沟通早已荡然无存——遑论宽恕——宽容更何足道哉？毕竟“血一旦流到地上，这仇恨就再也化解不开了！”

　　前些日，闲看黄山谷晚年的书法作品《经伏波神祠诗》。以前，我只知道他的书法受禅宗之影响甚深，但如今再看，倒觉得通篇只有两个字：“宽容”。作为“宋四家”之一，黄山谷与苏东坡亦师亦友，苏、黄二人都经历了太多的跌宕坎坷，但朝堂的排挤和岁月的蹉跎，并未让他们走向愤世嫉俗，反倒有了“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和“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黄庭坚）的大度和悠然，成就了他们的艺术创作。你可以把这种情形归于“寄托”，也好、“移情”也罢，但是，你不能不佩服这些古代的知识分子，无论外部环境是如何恶劣不堪，依然可以坚守内心的底线，对事物秉持理性的判断，对人性保持悲悯的宽容。

　　遗憾的是，我们很长时间都信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敌即友”的二元论，忽略了人类社会就和大自然一样，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产物；我们一方面享受社会多元化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顽固地坚信“只有我的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这样的社会，即便不是弥漫着仇恨，也会充斥着怨怼。那种“铭记历史、放眼未来”的宽容，也往往沦为“一朝挨打、终身记仇”的狭隘——选择性失明，片段式理解，极端化表达，也就成了某种社会文化的主流。这种不宽容的大环境，全民族的学习与创新也就自然成了奢谈。

　　雨果说：“宽容就像清凉的甘露，浇灌了干涸的心灵；宽容就像温暖的壁炉，温暖了冰冷麻木的心；宽容就像不熄的火把，点燃了冰山下将要熄灭的火种；宽容就像一支魔笛，把沉睡在黑暗中的人叫醒。”

　　从这个意义上，你大概也能理解为什么雨果会写出《悲惨世界》，而1985年根据这部作品创作的音乐剧《悲惨世界》，一直是我认为“最好的音乐剧”，没有之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