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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 饥饿是我们一代人的记忆

2012年12月0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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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 饥饿记忆:《受活》

  饥饿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到了80年代这种记忆才慢慢被除掉,才慢慢被淡忘。我想小说其实是现实生活的记忆,记忆是小说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包括60年代出生的余华,几乎人人都写过饥饿。我们所有这一代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就是每天吃不饱。正因为吃不饱才要离开土地,要当兵去,要写作,全部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吃饱肚子。

  人在饥饿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人性可谈。大家争夺粮食、争夺树皮、争夺野菜,我们今天可能都说不准那时候饿死了多少人。饥饿到了一定时候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饥饿到了一定程度就是死亡的到来。温饱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可能会更多地想到人性啊,想到良知,想到责任。如果一个人处在饥饿的状态,我想人性也一定最为低贱。当我们能够吃饱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讲尊严,人性才会有所升温,有所提高……在饥饿面前,人性几乎是泯灭的。在饥饿时是没有人性可谈的,因为人已经到了没有尊严的时候,没有尊严就不要去谈人性,谈美好。

  我们在三十年代鲁迅的作品里、沈从文的作品里、萧红的作品里,也能看到零星的饥饿。比如我们看到了祥林嫂的饥饿,看到了孔乙己的饥饿,看到了闰土的饥饿,这些饥饿在鲁迅的笔下都有,但是你会觉得那时候的饥饿更个人化,孔乙己的饥饿你会觉得是孔乙己的。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笔下,你会发现,这个记忆是和国家和民族紧紧连起来的。到了现在,饥饿已经从很多人的记忆中消失掉了。

  我想更年轻的一代人去关注这些问题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非常个人的东西。整个的饥饿是和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民族的记忆、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的,完全不是个人的。它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和思考会和下一代人,甚至和更上一代人完全不同。

  饥饿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非常大,我的很多作品都涉及饥饿,我用各种方式去表现饥饿、表现革命。当然我也会去表现在饥饿面前人性的美好,《我与父辈》就表现了在饥饿状态中亲情的美好。我希望能告诉读者另外一种真实的存在,历史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样子,不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样子。文学是虚构的,但是文学的真实是必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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