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即信仰

　　去影院看李安导演的Imax 3D版《少年Pi的奇幻漂流》，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太平洋漂流的段落更是跌宕起伏，不负“奇幻”二字。然而，当电影趋近结尾，Pi面对镜头，仅仅用语言讲述那残酷而慑人的“另一个故事”时，“讲故事”的魔力攫住了我，顿时文学与电影之高下立判：李安的改编不可谓不忠实，但小说的力量与容量远在电影之上。而这小说其实是一场人生的隐喻，一次对于小说与宗教本质的思考：Pi的孤独一生（《Life of Pi》）无异于一场海难；而信仰，如同虚构的讲述，是仅存的慰藉。

　　□书评人 btr

　　小说的第一部分《多伦多与本地治理》写的是Pi的少年时代——位于法国殖民区的动物园家庭、他名字的由来与他的多重信仰。作者杨·马特尔曾在一篇采访中道出选择Pi这个名字的初衷：“因为这是个无理数(irrational number)，然而科学家们还是利用这个不理性的数字达成对宇宙的理性认识。对我而言，宗教亦是如此，虽然它‘不理性’，然而有了宗教，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才无懈可击。”第一部分是整部小说的伏笔，是科学与信仰、人与动物的初次交手。

　　第二部分《太平洋》讲述了Pi和一只450磅重的孟加拉虎在太平洋上飘泊了227天的故事。这部分颇像国家地理频道或动物世界，但渐渐地，现实和想象的分野变得模糊，“食人岛”的出现令小说变得魔幻，然而Pi的获救并非故事的大团圆结局，因为这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历险故事或成长小说。

　　是短短的第三部分令先前的阅读呈现出崭新的意义。两个日本调查员并不相信幸存的Pi讲述的故事是真实的。冈本先生说：“我们非常喜欢。(……)我们会记住它很长很长时间。但是为了调查的目的，我们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此时，杨·马特尔借Pi之口说出了他对真实性(其实也是对小说)的看法：“难道对某件事情的叙述不总是变成一个故事吗？叙述某件事情——用语言来叙述，无论是英语还是日语——难道不已经是某种创造了吗？”“这个世界并不是它本来的样子。它是我们所理解的样子，不是吗？在理解某件事情的过程中，我们加进了一些东西，不是吗？难道这不使得生活成为了一个故事吗？”(P304-305)

　　在小说末尾，Pi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另一个残酷得令小说的大团圆结局名不符实的故事——落在救生艇里的不是Pi和三个动物，而是包括他母亲在内的四个活生生的人……在这个可怕的故事最后，读者发现只有Pi苟活了下来。他不但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杀死，还和厨师一样，不得不靠吃人肉维生。正是这第二个故事令读者对第一个故事产生了全新的理解，那只450磅重的孟加拉虎，不正是Pi的alter ego吗？同样的弱肉强食的残酷生存法则背后，与其说第一个故事里的动物是对人的隐喻，不如说第二个故事里的人具有各异的动物性更为妥帖。“真是个可怕的故事。”调查员感叹道。

　　当Pi问调查员更喜欢哪个故事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有动物的故事更好。”Pi说：“谢谢。和上帝的意见一致。”原来，之所以这是个“能让人产生信仰的故事”，只是因为现实太过残酷，我们实在不能如不可知论者一般，因为“缺乏想象力而错过了更好的故事”。就这样，杨·马特尔道出了小说与宗教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同是孤独而残酷的人生之慰藉：“小说就是有选择地改变真实，不是吗？不就是通过扭曲真实而揭示其本质吗？”

　　在李安版的少年Pi里，小说中对于信仰的反讽及思辨意味几乎消失了。或许是美国电影中惯常的政治正确令李安懂得如何迎合大众的口味，因此第三部分在电影里显得很弱，失去了在小说里的颠覆意味。另一方面，小说有一个精妙的叙事框架——少年Pi的故事由第一人称的介入叙事者讲述，而整本小说的缘起也包裹在一个虚构的序言里，借以元叙事的视角探讨小说之真实性，而这些视角在电影里，仅仅被处理成回忆往事的倒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