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何处入手？

　　2012年行将结束，中国经济在这一年中元气未复，但诸多结构性的问题不断显现，消费需求难以提振、地方融资风险初现、转型未有实效，国进民退愈演愈烈，信托兑付等金融风险初现。

　　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普通民众如何知悉经济改革的全景，中国经济改革应该有如何总体考虑，酌情下手？著名经济学家夏斌在其新书《危机中的中国思考》中提出，每个问题都会带来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应从抓总量和系统性风险两大问题切入，理清“顶层设计”路线图。

　　“谈改革要从‘问题’入手”

　　夏斌（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

　　现在要讨论的中国经济问题很多，大家见仁见智，不容易统一。若从方法论角度，我们应找到各种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有助于提炼出纲举目张的大问题。我认为，总的原则是“问题导向”，从问题入手，而不是简单地从经济学概念、逻辑入手。

　　譬如从扩大内需角度，我们可以直接引出中国经济长期的重大问题是城镇化。但城镇化，首先要让农民工能在城里先住下来，这就要进行户籍改革，要解决包括上学、看病等安全网建设中的财政资金问题。要让农民在城里居住，就有水、电、气等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中的资金问题。谁投？怎么投？再次要让农民能长期住下来，就要有就业机会。为此就要放松各个领域的投资管制，允许大量民间创业投资，这又涉及民营资本如何进入、服务经济如何发展、国企如何退出等问题。

　　所以，城镇化不只是让不让农民进城的户籍改革和财政有限的资金分配问题。

　　因此抓中国经济长期的重大问题，我认为应从抓总量和系统性风险两大问题入手。

　　一是确保GDP总量长期平稳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合乎发展逻辑。但是速度下滑，问题就“水落石出”，不仅眼前日子难过，还会暴露一系列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风险。

　　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路，只能是提高居民消费率。但拉动消费，就要抓社会安全网络建设，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以解决预防性储蓄问题，这就会涉及扩大财政支出问题。另一个扩大中国居民消费的重头戏，是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的消费，但怎么提高？最有效的途径是释放农民手中的土地。

　　如果采取这些措施，还不能解决居民宏观平衡中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的问题，那么长期负利率就是不合适的。利率要市场化、金融改革要配合，银行利润要减少等，这会迫使其他方面的改革速度要加快。

　　不难看出，如果想从根上解决消费问题，必然会涉及大量重要问题和制度改革，几乎可以统领我们解决总量增长所遇到的各种长期问题。

　　二是抓住系统性风险问题的解决。

　　从风险传导机制入手，我们很容易理解一系列经济问题的逻辑关系。打击投机炒房，就会导致房市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下降；量价下跌，从实体经济讲，必然会引起其他行业投资、工业利润、税收下跌；从资金链看，房价下降，自然会引起土地价格下降；地价下降传到土地财政收入大减，再传到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难解决，最后会不得不引起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问题。

　　今后怎么办？下一步，要看中国房地产投资下降后，其他投资能不能替代，否则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很麻烦。

　　目前靠政府投资财力已有限，能不能真心实意去鼓励、而不是被动响应落实“新非公36条”？能不能变卖一些国有股份，扩大民间资金的“投资乘数”？中国不缺资金，只要放开管制，理顺政策，会涌现大量民间投资替代房地产投资，补上中小城镇建设中的财政投资缺口。

　　因此，寻找今后5年-10年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不妨从以上两大问题切入，顺藤摸瓜，纲举目张，从而理清经济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

　　摘自夏斌新书：《危机中的中国思考 下卷——中国未来向何处去》

　　■ 学者观点

　　“先处理好政府与企业边界”

　　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对于经济改革应该从何处着手，李克强副总理已经说得很到位了，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边界，这是处理经济改革问题的“牛鼻子”，抓住了这一点，扩展到其他问题，事情做起来可能事半功倍。

　　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并不是一句空话，在我看来这对应着很具体的问题。首先是减少政府的审批权，一些拥有审批权的部门应该转型，转变为监管职能。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应该给企业营造宽松的环境，企业要有比较自由的融资环境，这就要求金融的自由化。企业和资金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的关系，任何企业都应该能从市场上以各种方式，比如债券、票据、股票、股权融资等方式获得资金，这对于中国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是尤其难的，但这又先需要实现利率市场化，打破金融垄断。

　　最后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打破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格局，让地方政府回归提供公共服务的本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追逐经济利益。这一点在中央文件中早有提及，但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越来越多，与提供公共服务这一目标背道而驰。这不但造成了腐败的机会，也对经济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环境执法边缘化、效率不高、企业家忙于和政府打交道等问题。

　　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边界，从根本上来说需要依靠法治，但从短期来说要靠财政民主化。这也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很简单的例子，三公经费公开，呼吁了这么多年，其成效也很有限。要推动这样的改革，需要魄力和领导力。

　　■ 企业家说

　　“发展经济不是给钱就行”

　　温先生（北京某投资公司总经理）：

　　投资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一企业家说他的公司投资100块钱，收益50块钱。大家问那怎么赚钱，他答：因为国家给80块钱的补贴。

　　在过去30年，我国的原始积累较少，发展方式也较为粗放，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很容易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但是现在不行了。经济转型之后更多需要的是精细化企业，单纯大而全的企业，靠补贴过日子的企业、本身就不赚钱的行业将没有生存空间。

　　作为投资公司，转型时期我们更加关注农业、新能源、传媒等行业。

　　这对政府也提出要求，经济转型首先要政府转型，从原来主要提供资金等硬件转为提供软件，为企业创造更加好的市场环境，不是光给钱就可以了，有些人拿到钱都不知道怎么用。

　　现在不少扶贫办也转变了扶贫方式，不是直接拨款给地方政府，而是利用资金为当地营造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比如人才培训、专业机构帮助、知识产权保护等。经济转型要求政府真正转型为服务型政府。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苏曼丽 吴敏